好一个“画院院长” 
    人生最得意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成为“宫廷画院院长”，则是宋徽宗最得意的事。 
    宋徽宗年轻时经常与书画名家往来，从中受益很多。北宋艺学昌盛，内府收藏名人书画浩如烟海。《宣和画谱》记载，仅宋徽宗在位时收藏的花鸟画即有2786件，占全部藏品的44%。面对如此珍贵的艺术遗产，宋徽宗通过朝夕展玩，并一一临摹，从而使创作水平日渐提高。 
    翰林图画院的兴盛同宋徽宗赵佶有着密切关系，尽管他是画院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但翰林图画院的发展依然一波三折。 
    《宋会要辑稿·崇儒三》记载：“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四月十二日，诏书、画、算、医四学并罢，更不修盖。”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六所作记载基本相同。崇宁五年，北宋因为星变，天下震恐，遂毁党人碑，叙复元祐党人刘挚、曾布、苏轼等152人。书、画、算、医四学的并罢应该和这一事件有很大关系。但没过多久，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蔡京复任左相，新党重又得势，四学重又复兴。到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罢废的四学不但全部复兴，而且成为定局。翰林图画院自此以后完全成为一个机构保留下来，经历了政和、宣和，画院制度都不曾有过改变，所以历来又有政和画院、宣和画院之说。 
    宋徽宗在政治上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亡国之君，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 宋徽宗自幼酷爱书画，是个少有的艺术天才，有着超群的艺术天分和感悟能力。他擅长绘工笔花鸟，风格写实缜密。由于他的倡导，宋代工笔花鸟画登上了艺术最高峰；他自创了瘦劲硬挺、锋芒毕露的“瘦金体”，历代传摹不衰；他主持编撰了《宣和书谱》，使许多重要的艺术资料得以保留。 
    对于画院的建设和院体画的发展，他大胆突破，要求画家师法自然，把握对象的情态形色，符合物理，不倚傍前人。有一次，宋徽宗要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的屏风，画了几次他都不满意。问他为什么，他说，孔雀升墩一定先要举左脚，而画家却都画成抬右脚了。宋徽宗不仅重视写生，还讲究物理法度。他曾画了鹤的20种不同姿态。他画鸟雀时用生漆点睛，如黑豆粒般凸出在纸绢上，使眼珠发亮，十分生动。他在人物、山水、花鸟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其中花鸟画最为突出。《腊枝珍禽图》、《芙蓉锦鸡图》、《瑞鹤图》、《文会图》等都是其代表作品。此外，他在整理和保存古代艺术遗产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授意编成的《宣和睿览集》共100帙，分14门，有1500件作品；《宣和画谱》20卷，收入6396件作品。 
    宋徽宗在位期间，将绘画置于一个重要位置，注重翰林图画院的建设和对画家的培养。翰林图画院也完全按照其旨意办学，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艺术学校。他对画院的建制十分重视，这时的画院体制已演变到了高级阶段，更加成熟完美。画院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促进了翰林图画院的空前鼎盛，形成了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绘画艺术风格流派。在宋徽宗的亲自领导、亲自执教和关怀下，画院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等。 
    最出名的学生：张择端 
    从来没有一幅画和一座城如此水乳交融。在过去的800多年里，《清明上河图》历经劫难，几经战火。它生在繁华和战乱交替的时代，它的价值注定了其后世的辗转飘零，它的闻名中外更让人们充满好奇：画这幅画的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有关《清明上河图》及其作者的资料只有71个字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第一个题跋者、金代人张著的跋文。跋文全文如下：“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金人张著用行楷在《清明上河图》后面写下的这71个字的跋文，距北宋灭亡仅58年，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世上唯一的记载（可称为孤证）。后世有关《清明上河图》及其作者的依据皆源于这71个字。 张著的题跋确实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也是对张择端身世最权威的记载。张著本人也没有确切的生卒年记载。《中州集》卷七有这样的文字记载：“著，字仲扬，永安人。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以诗名，召见应制，称旨，特恩授监御府书画。” 
    《清明上河图》以水墨加上淡色，作于绢上，高24.8厘米，长5米又28.7厘米，画中分成三大主题，共814人、13辆车、29艘大小货船、8顶轿、83头牲畜、上百座店铺，反映的是150万人口的大城市。观此图给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受，栩栩如生之状，令人叹为观止！ 
    记者手边有一本政协开封市民族宗教委员会宗教文化工作室于2000年编著的《大相国寺传奇故事》。在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张择端如何三焚画作，最终创作出《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北宋宣和年间，山东诸城书生张择端到东京访师拜友，切磋绘画艺术。东京的繁华壮美深深震动了年轻画师的心灵，他决定绘一幅巨画，把东京胜景描绘下来。当时，大相国寺乃文人际会的胜地，文人墨客、丹青高手均留居此地，张择端也不例外。他细心揣摩，精心绘制了一幅画，到大相国寺的名流士子之中征求意见。 
    面对这位无名小卒，名人们大都不屑一顾。有的笑他不知轻重，有的讥他不自量力，还有的假意恭维。在座的有一位大相国寺的老和尚慧光，也是画坛前辈。他端坐蒲团之上，双目微睁，打量这位年轻的画家以及他的作品说：“施主这幅画好则好矣，然只及表面，未得精神，犹如画龙犹未点睛。” 
    张择端闻言，再用旁观者眼光审视，果然浮于浅薄，缺少传神之意，当即将画扔进火盆焚烧，并对着慧光作揖：“弟子初涉京师，走马观花，操之过急。一年后我定再携画请教。” 
    张择端又重新开始，先走访三教九流，熟悉风物民情，后遍观地方志史，了解兴废更替。经过反复琢磨，他以汴河两岸为背景，精心创作，并走访行家里手征询修改后，走进了慧光的画室。岂料慧光看完后说：“你这画上的人物，面目雷同，人物心理活动不能表现出来……” 
    张择端心服口服，暗暗惊叹慧光的审美标准之高，又长揖施礼：“与师傅一席谈，胜读十年书。”遂又将画卷点燃，化作一缕黑烟。 
    从此，张择端像变了一个人，有时站在大相国寺的小门前出神；有时拿着画稿边走边看，手舞足蹈；有时背手沉思，撞树而不觉。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他再次绘画，画上500多个人物，面目各异、行业各别，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张择端又拿着新作找慧光，慧光没有看画，而是把他引荐给一位赵姓富商，三人一同欣赏画作。慧光看到此画，双手合十，对张择端说：“你已超出我的意料，但此画又有一点不足，便是画中没有京师最为繁华的建筑。”“唉！此语有理，但我一介布衣，凭什么进去？”张择端长叹一声，不顾富商的阻止，仍将画焚烧。赵姓富商深为感动，慨然道：“感君至诚，我愿助君一行。” 
    三天后，一位神秘客人领着张择端“混进”皇宫。当晚，张择端将一腔热情赋予丹青，一连五天五夜，足不出户，终于绘制出了千古佳作。这幅巨画问世后立即轰动京师，连皇帝也亲临寺院看画。张择端至此才知，助他进皇宫的赵姓富商竟是当今天子宋徽宗。他三跪九叩谢恩之后，把画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提笔书写“清明上河图”几个大字。 
    后来，张择端进入翰林图画院，成为一名宫廷画师，专门绘画和教授学生。他是一位既享有翰林俸禄又没有任何世俗官职的人，闲散时，可以像平民百姓一样走街串巷，四处写生，闯出了一条写实风格的民间风情画的新画种。“靖康之难”后，宫廷画家四处流散。张择端再次沦落民间，南宋的宫廷画师名单中也没有张择端的名字，千古一名家，只得用“不知所终”来形容他的后半生了。 
    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两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文人画的开端。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宋朝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封建割据局面，鉴于唐末武人跋扈和藩镇擅权的弊端，统治者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并实施“崇文抑武”政策，直接造成了两宋时期的“文治”大盛，这可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宋朝不同于别朝的特色之处在于武道不兴而文道兴盛。在一段时期内，宋朝社会保持着相对的安定，中原的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学者们恣情发挥他们的研究精神，集合了理学之大成，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关键，这些皆为绘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空间。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史正浩认为，宋代是我国文化艺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外，宋朝的历代皇帝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优秀的文化艺术素养。宋代帝王喜好书画，广泛笼络优秀画师会聚于皇家画院，并设立国子监画学培养绘画人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必然带动社会风气的走向。在此影响下，宋代绘画创造了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宋画无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了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度。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又互相影响，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