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民间艺术品市场 
    北宋一年到头节日不断，活动丰富多彩，这无疑拉动了节日消费，传统佳节更是带来了民间艺术品市场的繁荣。 
    年画正式命名于清代，但在北宋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沈括《补笔谈》有神宗令画工镌版印刷钟馗之像的记载，可见北宋时年画走进了雕版印刷，因而其印量可满足京城庞大的市场需求。《东京梦华录》载，进入腊月，东京家家户户“除尘秽，净庭户”以迎新年，此时“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此前祭灶日，京城人家还“贴灶马于灶上”。这一节日文化市场盛况，无疑是木版印画兴起的结果。 
    到了上元节（元宵节），京城举行大型灯展，太祖更是将“燃灯五夜著为令”，因而东京呈现出“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王安石《上元戏呈贡父》）的景象，由此带来了灯市的繁荣。罗烨《醉翁谈录》载，东京自正月初在东华门外设灯市，市场上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马骑灯等琳琅满目。更有心灵手巧者，用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等物，制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状灯盏。加上“奇术异能，歌舞百戏”，各种文艺演出更是拉动了元宵节的消费。 
    立春时节，北宋有“鞭春”（打春）的习俗，仪式隆重。为满足京城士庶人家喜爱春牛的愿望，百姓自制小春牛到京城出售。《东京梦华录》载“（开封）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座，上列百戏人物”“贵家多驾安车就看，买去相馈赠”。 
    七夕节，东京多处有“乞巧市”，出售仙楼、仙桥等剪纸乞巧物以及用凫雁、鸳鸯、龟鱼等动物模型铸成、饰以彩画金缕的“水上浮”。许多瓦子、街头，叫卖一种叫“磨喝乐”的土偶。《东京梦华录》载，土偶“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司马光有“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的诗句。 
    歌楼、伎馆与宋词创作 
    词，原是隋唐兴起的燕乐歌词，经过诗人的努力，到宋代呈现出鼎盛之势。北宋对文教的重视，士大夫们雅集之风的盛行以及市民文化的勃兴，构成了宋词繁荣的沃土。 
    东京作为文化中心，遍布全城的瓦舍勾栏里，说话、嘌唱、傀儡、影戏、杂剧等各种商业性文艺演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空前鼎盛。“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歌楼、伎馆里不绝于耳的歌声，使得词从宋初官僚士大夫们欣赏的一统天下走向市井大众。广泛的消费群体、新鲜的时代风貌，大大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词一跃而成为东京文化市场上的热销产品。为乐工、歌伎填词，以满足舞榭歌台、尊前席上的消费需要，成为东京城重要的文化生产。柳永、晏殊、晁冲之、晏几道、秦观、周邦彦等是主要作者。 
    时代歌手、慢词大家柳永，作为秦楼楚馆常客，“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谓生产“市民宋词”的高产作家。“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以至于东京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柳永也因“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李清照《词论》）。柳永之词作写都市繁华、市井风情、歌伎遭遇和自身落魄，语言通俗有味，市民气息浓郁。“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这是他笔下的东京元宵夜；“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这是他笔下的金明池风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是他在东京与恋人惜别…… 
    宋词的兴盛，离不开东京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文化娱乐业的繁荣，离不开东京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和商业化，这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繁荣的大宋文化是我们传承与创新的丰厚遗产。今天，文化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2013年，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级示范园区，以《大宋·东京梦华》《千回大宋》等为代表的演出，实现了大宋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完美结合。我们相信，以“宋文化”为核心的开封文化产业，必将在新的时代演绎出古典与时尚的辉煌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