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目标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都城东京的文化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红火。 
    发达的印刷业与图书市场 
    经唐、五代时期的发展，雕版印刷到北宋进入鼎盛时期，加上政府重视和提倡，北宋雕版印刷揭开了我国古代印刷史上辉煌的一页。 
    东京是全国木版雕印中心之一，因而也是图书出版、交易中心。以国子监为代表的中央机关和以公使库为代表的地方机关，编印的图书（即官刻本）涵盖儒家经书、史书以及诸子、医学、算学、类书、宗教典籍等，“虽汉唐之盛无以加此”（姚铉《〈唐文粹〉序》）。太宗、真宗年间，钦定印刷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计3500卷。真宗景德年间，仅国子监就有书板十万余，“经史正义皆具……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官印图书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东京民间印刷业也初步形成，除私人出资刻印、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家刻本外，最主要的是商业性坊刻本。书坊类似于今天的出版社，集印书、售书于一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政论文章、大臣奏议、科考范文等均在刻印之列。 
    东京印刷业繁荣，还可据一条诏令得到印证。康定元年（1040年），“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在外”。仁宗下诏，“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宋会要》）。 
    官营、私营印书的兴盛，加上外地印书来京销售，图书作为商品在东京市场上广泛流通。相国寺及其附近是图书交易中心，《东京梦华录》有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寺东门大街卖书籍的记载。荣六郎经史书铺，以刻印、出售经史图书而闻名，北宋亡后迁至南宋都城临安继续开张。张舜民文集《画墁集》，政和年间“京师鬻书者忽印是集，售者至填塞衢巷”（周紫芝《太仓米集》）。国子监的雕版，“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叶德辉《书林清话》）。朝廷更是大量征购图书，以充馆藏。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续资治通鉴长编》）。 
    东京图书还向国外销售，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宋史》载，日本、高丽、交等国使者来京，常采购图书。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东京印经院一口气购买《十钵文殊经》《宝要义论》等经书100多卷。元年间，高丽使臣来京，“请市书甚众”。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子三首》中有“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之说。 
    笔墨生产与书画交易 
    东京笔墨生产繁荣。制笔业店铺林立，对此，欧阳修、黄庭坚分别有“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和“都下笔师如猬毛”的描写。元丰年间，侍其瑛在东京“以笔为业……遂以笔名家”（陆友《墨史》）。吴无至制“无心散卓”笔，“小大皆可人意”（黄庭坚《书吴无至笔》）。“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叶梦得《避暑录话》）。赵文秀的笔更是有名。 
    制墨上，工匠裴言造墨，“料精而墨善”。号称“墨仙”的潘谷，造墨“既精好而价不二”（陆友《墨史》）；“人制墨莫有及谷者”（晁贯之《墨经》）；苏轼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诗句。北宋末年，东京制墨名家辈出，张孜、陈昱、关、关琐、郭遇明等“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何《春渚纪闻》）。梅鼎、曹知微、梅赡、张雅、高肩等，皆为“崇宁以来京师名手”（陆友《墨史》）。《东京梦华录》载，“万姓交易”的相国寺市场，“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可见其规模不小。 
    东京书画家云集，作品大量商品化，书画买卖成为东京的重要行业。朝廷大肆收藏，收藏家把藏品当成财产。景年间，李宥命僧人惠明代购祖父、山水画家李成之画作，“倍出金币，归者如市”（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岑宗旦“尤善行书，如银钩趸尾，脱去妩媚”，得英宗嘉赏，成名后“字画一出，偶得之者争相贾售”（《宣和书谱》）。王广渊书法“笔力豪健”“字价千金”（《书林纪事》）。苏轼书法因朝廷多次禁毁而价格倍增，宣和年间朝廷搜集，“一纸定值万钱”。米芾名声既盛，“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宣和书谱》），以至于米芾云“书画不可论价”。“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书林纪事》）。 
    东京书画市场之盛，还可从下面的记载中窥见一斑。《宋会要》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的记载，可见京城有想靠皇上墨宝而发财的人，以至于朝廷下诏开封府：“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重坐之。”赵明诚在京城曾以200贯的价格购得蔡襄《神妙帖》3幅，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有赵明诚到相国寺“市碑文”的记述。欧阳修《石曼卿墓表》拓片，一本“半千买得”（文莹《湘山野录》）。李公麟死后，其作品“有厚以金帛购之者，由是夤缘摹仿，伪以取利”（《宣和画谱》）。交易中竟出现了以赝品牟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