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轼被关进台狱，李定及其同伙立即对其进行审讯，栽赃构陷、落井下石，欲置苏轼于死地。接连几堂问审下来，苏轼心里明白了，祸端竟是《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的一些诗文，而且被寻章摘句，欲加之罪的有几十篇。例如：“风霜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前半首描写天灾，后半首则反映执行新法过程中某些官吏欺压乡民的行径。再如《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苏轼对“诛骄虏”本是支持的，但反对为此而加重百姓的负担，反对朝廷派遣官吏到各地开矿、伐木、经商等，折腾得地方百姓鸡犬不宁。当时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为此苏轼在这首诗中对新法作了比较集中的批评。这本是真实反映变法客观效果局限性的，但统统被当做反对新法的罪证。 
    坦率地说，苏轼的一些诗文的确触及了新法，但更多的“罪证”却来自李定、何正臣等人的诬陷与附会。比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之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首诗本是描述当地百姓为求得赏赐下水弄潮，时有溺亡的时风，但何正臣一口咬定这是在攻击农田水利法。又如“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只是苏轼看到百姓挨打的自惭心情，也被李定牵强附会为“心怀诡异，敌视新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定等人费尽心思寻章摘句、插圈弄套，编造罪名谋害苏轼，以至连宋神宗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一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舒等人就歪曲道：“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当审讯官员问蛰龙有无讥讽之意时，苏轼机智地回答：“王安石诗云，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审讯官照实记录，将案卷呈报宋神宗审阅，宋神宗阅后不屑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朝野不平 
    宋神宗赦免苏轼 
    李定一伙儿居心叵测陷害苏轼，引起朝野百官的愤愤不平和拍案而起。为苏轼仗义执言、鸣冤叫屈的呼声此起彼伏。苏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等先后上书宋神宗，要求赦免苏轼。继而，当朝宰相吴充、退休宰相张方平也都出面为苏轼说话，影响之大震动了京师。而这时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正病重，宋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祈寿。曹太后说：“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隐居南京的王安石专程赶到开封面劝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于是宋神宗拍板，了结了此案。 
    但是，在狱中的苏轼并不知道这些内情，他将平时服用的药丸青白丹集中藏起来，打算到最后一刻一并服下自尽。这一时期，苏轼的长子苏迈一直在京城照料父亲，苏轼同他约定，平时只送肉和青菜两样；若有不测，便撤掉肉菜改送鱼。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带来的粮食已吃完，苏迈便要到陈留去弄粮食，把送饭的任务托付给一个亲戚，但忘记说明秘密的约定。结果，那位亲戚出于好心做了鱼给苏轼送去。苏轼见状大惊，以为死期来临，含泪写下了同苏辙的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后来知道了原委，苏轼才稍放宽心。 
    宋神宗为了最后考察一下苏轼究竟有无犯上之意，派人去牢房窥伺动静，见苏轼大白天蒙头大睡，鼾声如雷。来人据实禀报，宋神宗对左右讲：“朕知苏轼胸中无事。”便决定释放苏轼。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获释，狱卒梁成首先向他道贺，并拿出苏轼写给其弟的诀别诗说“还学士此诗”。苏轼以面伏案，不敢展读，但一出狱门，豁达洒脱的天性复如故，又一首和原韵的小诗随即脱口而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苏轼虽然获释，但仍因此事的影响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那部使其罹难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经朝廷派人复审，仍以“作匿名文字讥讽朝政”为名予以查禁。宋朝南迁后，御史台的随驾官员把有关档案运到扬州。后来，有友人将此集重新编印出版，这些有价值的诗作才得以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