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活跃繁荣的时代，宋代的对外贸易是在商品经济与航海技术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缓解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不仅增加了两宋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增强了南北经济联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与日本、高丽、阿拉伯诸国、东南亚诸国和非洲各国等在科技文化交流以及航海贸易等方面都有许多往来。 

    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献记载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只有北宋一方对日航海贸易活动。两宋时期对日航线从明州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到博多港，这与唐时的渡日南线相同，全程约7天。到南宋，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权时，直接控制大宰府（掌对外贸易的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改变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有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及铜钱等。 

    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回日本，藏于京都法成寺。雕版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影响颇大。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公元1168年和公元1187年两次来到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医药交流方面，北宋时期中日医药的交流基本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才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以商人和僧人为多，故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中只有硫磺和珍珠作为药用。据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等文献记述，从中国运进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北宋和高丽长期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官方往来。公元962年，高丽派遣第一个使团到北宋朝贺，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经常派使者到高丽，宋神宗时期还将中国新造的两艘质量完好的豪华“神舟”专供来华的高丽使者归国使用。据台湾学者统计，从宋太宗到宋钦宗160多年间，高丽遣使来华共约53次，北宋遣使到高丽32次。高丽还不断派遣文士到北宋国子监留学，且北宋朝廷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良的还可留在朝廷做官。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叙述了宣和五年徐兢奉诏出使高丽的全过程，以及在高丽所见到的各种山川地理、人文风俗等情况，该书共40卷之多，有300多条关于高丽的介绍。据该书记载，当时从北宋到高丽的海路极为通畅：“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约有10多条通道。其中最主要的是南北二路：北路从中国山东的登州渡过黄海，到朝鲜半岛大同江口的椒岛，再南行达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则由北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向东北航行，经过朝鲜半岛南段的黑山岛，再往北到礼成江口，徐兢就是经由南路明州航线往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