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杜甫出生（公元７１２年）那年，杜家在巩县已居住８５年，官邸也该是自家的了，祖父、父亲在外为官，应该不断有薪水寄回。唐代官吏的俸禄不薄：正七品到从八品的官吏，岁俸粮８０至６２石，月料钱４１００到２４００文不等。此外，以唐时的授田规定，纵使八品，也赐田３顷（一般百姓，丁男给田亩１００亩）。

  杜甫幼年在巩县时，历睿宗李旦至玄宗李隆基４年。中国历朝都以农为本，恒以米价的高低，代表一般物价和经济的荣枯。盛唐时的米价，虽不是定数，每斗也不过一二十钱。太宗贞观三四年间，一斗粮仅３钱至５钱，可谓"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到了肃宗（李亨）乾元二年，米价飙升至７０００钱一斗，"民争盗铸，币值大乱"，已是民穷国弱的萧条景象。代宗（李豫）元年，米价有所下跌，但一斗米也需千钱。

  如此看来，在杜甫之前，杜家的俸禄还算不错，当可从容多置地产，那砖窑之前，想必还应该有院落，院子有两三进也属合情合理。布衣李家搬入后，尚盖得起四合院，何况杜家呢？就算杜家世代清廉，也不会穷得只有独独一孔砖窑吧？

  杜甫残年寓居成都草屋时确实清寒，当其时潦倒的何止诗人一个，还有大批的寒士连带着一个李唐王朝。杜甫幼年之时，国富民亦强，杜家上辈肯住在城门之外，当是图清静，或许栖居乡野，正乃唐人之风雅哩。

  如此自圆其说，也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下来的台阶。

  我还想再纠缠一个问题：多年前在一本老郑州画册内，第一次看到了杜甫出生的那个窑洞。那本画册上的窑洞和今天的实地所见有相当的出入，最显著的区别是照片上的券门一面不是青砖，而是裸露的黄土。此次在南瑶湾的所见证实了傅永魁所言，１９６２年修缮时，多添了一面砖砌的外墙。

  不去追究当年该不该多添了那面墙，也不去计较该不该扒掉了老砖换上１９６２年的砖。假若杜甫故居今天依旧是老照片的样子，门前的那口井也万万莫要回填，那两棵枣树还能够结出红红的枣，窑洞几十米开外的民房，不贴俗气的白色瓷片，至少有些人会喜欢，多去看看。

  让人疑惑的是，１９６２年前后４次核定杜甫故里的所在地，得到的物证竟仅仅是几块大青砖，假若再多些物证岂不更有说服力。

  不过，迄今为止，有关杜甫故里所在地问题，史学界并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