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项目，主要发源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之所以发源于中原，绝非偶然，而是由地、天、人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同促成，并通过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持续地观测验证过程，才得以逐步完善和最终定型。

一、地：适宜农业定居生存的中原沃土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几大古文明大都发祥于北纬30°上下的区域。如苏美尔文明发祥于大约北纬30°至 37°之间的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大约北纬24°至 31°之间的尼罗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大约北纬23°至 31°之间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祥于大约北纬35°至 40°之间的希腊半岛、克里特岛以及爱琴海诸岛；古罗马文明发祥于大约北纬41°至 43°之间的意大利半岛。上述古文明的发祥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依托于大河流域形成的冲击平原，一是依托于海滨或海岛。

处于东半球北纬32°至37°之间的中原地区，乃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就今天中国的行政区划而言，中原的地域范围大概可以包括河南省的全部、陕西省的东部、山西省的中南部、河北省的南部，山东省的西部（刘庆柱、韩国河，2016），总体上处于黄河的中下游，黄河为中原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淡水水源以及肥沃的冲击平原，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河南省是中原的核心区域，其总体地势与黄河流向基本一致，呈西高东低，北面为太行山，西、南面为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群山之下是广阔的平原和丰饶的盆地，约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这种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海滨或海岛环境，更加适合人类基于农业生产而定居生存。

二、天：寒温适度、四季分明的宏观气候

基于农业而定居生存，除了“地”层面基本的水土条件，还需要“天”层面适宜的气候条件。而气候条件的形成，需要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中去追溯，需要超出地球而探讨地球与地外太空之间的“地天”关系。

首先，在宏观的“地天”关系中，最重要的天之因素莫过于太阳，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地天”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地球的总体生态条件。地球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公转，并且始终存在一个23.5°的倾斜角度，使得太阳在地球上的直射点会在地球一定维度之间呈现出周期性的来回移动。太阳直射点于地球上所能到达的最北界限即北纬23.5°的北回归线，最南界限为南纬23.5°的南回归线，南北回归线的中间则为赤道，北回归线更北则有与23.5°相应的北纬66.5°的北极圈，南回归线更南则有南纬66.5°的南极圈。由于南北回归线、赤道、南北极圈，都是由地球自转与公转的23.5°倾斜角度所决定，因此这几条纬线的纬度是恒定不变的，被这几条纬线所区分出来的区域也是恒定不变的，进而这些区域总体上所接受太阳的辐射能量相对于其他维度区域也是恒定的，于是便将这些区域在理论上命名为北寒带、北温带、热带、南温带、南寒带，即“天文五带”。处于赤道两侧低纬度的热带，总体上接受太阳能量最多，随着维度升高而逐步递减，即温带次之，而寒带最少。如果在运动中以南北回归线和赤道为标记，整体观照地球与太阳的关系状态，即太阳直射地球的点遵循：北回归线——赤道——南回归线——赤道——北回归线……这种往复循环式的周期性移动规律，从而使得太阳给予地球的辐射能量在南北半球之间呈现出周期性变化，于是导致南北温带、寒带的气候都呈现出寒热交替的周期性变化，而热带区域之变化则并不显著。

其次，具体到中国而言，其总体上处于北半球，而中原地区具体处于北纬32°至37°的维度，故属于“天文五带”中的“北温带”，因此中原地区对于上述寒热交替变化的感受相对适中，即相对热带更为明显，但相对寒带又不那么剧烈。当地球公转到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如果中国中原地区的古人以“立表测影”方式观测，则会发现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影子长度于一年之中最短，中原古人便将这一天标记为“夏至”。“夏至”前后的一个时期，太阳与北半球地面形成的高度角大，即给予北半球地表的辐射能量多，因而体感天气较热，中原古人便将这一时期称为“夏季”。同理，当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时，如中国中原地区的古人以“立表测影”方式观测，则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影子长度于一年之中最长，中原古人便将这一天标记为“冬至”。“冬至”前后的一个时期，太阳与北半球地面形成的高度角小，即给予北半球地表的辐射能量少，因而体感天气较冷，中原古人便将这一时期称为“冬季”。当地球公转运动是太阳直射点由南回归线移动到赤道时，“立表测影”之正午影长由长缩短至“冬至”影长和“夏至”影长的平均值，此日便被中原古人标记为“春分”，相应时期北半球接收太阳辐射能量由少变多，称为“春季”。同理，当地球公转运动是太阳直射点由北回归线移动到赤道时，“立表测影”之正午影长由短增长至“冬至”影长和“夏至”影长的平均值，此日便被中原古人标记为“秋分”，相应时期北半球接收太阳辐射能量由多变少，称为“秋季”。同时，由于地球公转时也在自转，因此地球上存在昼夜交替变化。如果将昼夜变化纳入周期性的四季变化中，就表现为昼夜长短随着四季变化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当地球公转到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中原古人也会由此判断此日为“夏至”；随着太阳直射点由北回归线向南移，北半球昼逐渐变短夜逐渐变长，直至太阳直射点由北回归线南移至赤道，昼夜等长，由此判断此日为“秋分”；当太阳直射点由赤道继续向南移至南回归线时，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长，由此判断此日为“冬至”；而当太阳直射点由南回归线再次反弹向北移至赤道时，昼夜等长，由此判断此日为“春分”。“二分二至”四日的“地天”或“地日”关系都属于临界或极限状态，故能够各自代表一年之中可明显区分出来的四个“天气”阶段，也即“四季”，同时也因其临界性特征而易于精确观测，于是成为二十四节气中最为重要的基本节点。

此外，由于中国总体上位于北半球亚欧大陆的东端，即处于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两大地理因素之间，所以陆地与海洋之间因热力性质差异形成的“季风环流”，也是中国气候特征的一大影响因素。虽然中原地区不直接临海，但也仍然处于更为宏观的“季风环流”的影响之下，因此中原气候特征在“北温带”的基础上更叠加了“季风”因素，即综合呈现为“温带季风气候”。其具体表现为：在夏季，大陆升温快而形成热的低压，海洋升温慢而形成冷的高压，由于风遵循从高压吹向低压的规律，于是便形成从海洋吹向大陆的东南季风，其特点是温暖而又湿润，因此可为中原区域带来丰富的降水；而在冬季，大陆降温快而形成冷的高压，海洋降温慢而形成热的低压，于是便形成从大陆吹向海洋的西北季风，使得中原区域相对干燥而寒冷。

以上，主要是从“地天”关系的层面追溯了中国中原地区“温带季风气候”形成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二十四节气之所以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天”之因素。寒温适度、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气候特征相对于寒带、热带而言，不仅更加适宜人类生命的生存，也更加适宜农业作物的生长，因此中国中原古人选择以农业生产方式于此定居生存、繁衍生息，不仅基于地利、天时而“发明”了二十四节气文化，更是创造出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

三、人：观象授时以生产生活的智慧成果

虽然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产生有着不可或缺的“地”“天”因素，但是最不可或缺的应是“人”的因素。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国古人经过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持续的观测验证实践才得以逐步发展完善。

在地球演化史之“新生代”的“第四纪”晚期出现了人类，尤其是大约距今1.17万年前的“全新世”开启之后，人类的创造性力量逐步上升，进而表现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启，这与宏观的气候条件直接相关。“第四纪”的近80万年以来，处于以10万年为一个周期的“冰期-间冰期”循环进程之中，1.17万以来的“全新世”，是一个比较温暖、稳定的“间冰期”，因此人类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全新世”又大概可再分为五个阶段，即早期（约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6000年）、中期（约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3000年）、晚期（约公元前3000-公元1300年）、小冰期（约公元1300年-公元1850年）、现代暖期（公元1850年-今）。

竺可桢先生在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即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公元1900年-当时）。竺先生的“考古时期”大致是指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约与“全新世”的晚期相对应，此“考古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其当时（1973年）高2°C左右，也被称为“仰韶温暖期”。

如以竺可桢先生的分期为参照系，二十四节气文化最早也只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二十四节气文化的起源比竺先生的“考古时期”还要更早，“考古时期”应是二十四节气文化主要的发展成型时期。

1984-2001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陆续出土了30多支由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大约年代为距今9000-7800年，也即大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800年，即约为“全新世”的早期。经过音乐学的专业研究，“骨笛”音孔的位置、大小、间距均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结果，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甚至已经具备了“十二律”的萌芽，由于“十二律”分别与“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相配属乃是后世的定型模式，所以“贾湖骨笛”很可能是在“律历合一”思维下运用了与历法计算一致或相关的计算数理。由此可以推测，此时的中原古人必然已对历法或节气有一定认知。

1987年，河南濮阳发现西水坡遗址，其跨越早自仰韶、龙山晚至汉代的几个历史时期。其中45号墓的墓主人东西两侧以蚌壳摆有龙虎图案，其脚端以蚌壳摆有三角形图案并搭配了两根人之胫骨，此外墓之不同方向共有三具殉人，科学鉴定该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年。冯时先生对45号墓进行过深入分析（冯时，2001），其认为45号墓的上方及左右轮廓乃是包含春秋分日道、冬至日道信息的原始“盖图”，墓主左右蚌壳分别象征龙虎星象，三角蚌壳图案象征北斗星，而作为“斗杓”的两条人之胫骨即“髀”当为原始的测影之“表”，“斗形”与“盖图”体现了斗建授时与测影授时的综合。此外，三具殉人与墓主一起占据四方，东西二具殉人分别位于“二分日”的日出与日入位置，第三具殉人则表征着冬至日的信息。综合来看，整个45号墓可以表明此时的中原古人已对“二分二至”有了较为精准的认知和把握。

1978年至2022年，考古团队陆续对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经过考古测年研究，陶寺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其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型天文观测遗迹，亦被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测度日影之“圭尺”的“漆杆”。大型天文观测遗迹主要有夯土柱基础遗迹和观测点夯土遗迹，表明原建筑有13根柱子，形成12道观测缝隙，发掘者认为这是集观象授时与祭祀于一体的建筑遗迹。经过研究者的实地模拟观测，发现可以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中的20个时节。但也同时发现，陶寺历法存在节令间隔不等分、四季时长不等分等现象，与二十四节气相比较，相似性具有40﹪多，其中包括作为“二分二至”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惊蛰、小满、大暑、白露、大寒、小雪，研究者认为这些相似部分可以表明陶寺历法乃是后世秦汉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而后世的二十四节气系统中，只有大约20﹪多的成分属于对陶寺体系的真正否定，这包括新创建的小寒、芒种、小暑、处暑、大雪几个节气和废除的1个祭祀节令，其余的近80﹪均可视为陶寺体系的流变（何驽，2007）。换言之，二十四节气在陶寺时期已经有了基本架构。

从目前资料来看，二十四节气的完整架构，应该是由西汉武帝时期颁布施行的《太初历》正式定型，其由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时间是公元前104年。《太初历》是一套自上古以来集大成的官方历法，其完成了统一，也更加精确，反映了国家“大一统”的政治需求，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其为后世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时间秩序层面的制度基础。

结语

总而言之，二十四节气是由地、天、人三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文化硕果，是中华民族经过漫长实践得出的智慧结晶。从陶寺时代到西汉初年，尽管已有二十四节气约40﹪-80﹪的基础，却仍然需要经历夏商周秦200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去弥补其余差异。但若考虑到从贾湖到陶寺之间竟有4000年上下的时间跨度，也便不足为奇了。这不仅表明文明的进展绝非一蹴而就，也深刻启示我们应当好好珍惜祖先留下的每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将之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使之不仅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旗帜，更进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资源。

来源：中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