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宋代是一个让人十分纠结的朝代。宋代一直被认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堪的时代之一。其实不然，胡适先生高足、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准确地说，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期，唐是准备期，宋是繁荣期。有人说“强唐弱宋”， 是以为：与唐相比，它缺乏汉唐王朝那种强盛开拓的气派，以守内虚外的贫弱国势让人另眼相看。但是，经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研究之后发现，除军事、外交相对柔弱之外，宋朝绝对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代。人们所说的“唐强宋弱”，只是对军事而言，有这种论断是因为没有看到战争之外的大宋繁华与风骨。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与汉代比，宋代几无内乱、和谐有序。与唐代比，宋代文化、经济、科技全面繁荣；与明清比，宋代社会更开明平和。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北宋是当时世界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出自宋代并得到大规模运用，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高度。

    宋时最让后人心驰神往的是文化登峰造极，雄视千古。 华夏文明是最久远的原生文明之一，在其他古文明都湮灭在历史的荒漠时，她垂世独立，可谓最大的文明体，汉文明在宋朝时达到古代华夏文明的顶点。两宋300余年，一直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两宋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 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代文化之昌明、思想之繁荣、经济之发达，直迈汉唐，远超后侪。曾有学者深情写道：“由宋词及同时代笔记、小说观之，则其社会风习清雅多姿、百姓生活富庶精致，尤其人的精神心灵从容宽和，则为我国历史所仅见者，令人神往。”

    有这种论述的，不仅是中国学者，欧洲研究中国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也认为，宋代是中国最令西方人神往的朝代。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个有意思的测验：“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到古代去生活，你选择哪个朝代？”在测验中，许多人选择的，不是锦绣华丽的李唐，而是风情万种的赵宋。

    许多人则选择宋朝，愿意生活在几百年前的开封——北宋东京汴梁。一位网友动情地写道：“要是让我选择一个朝代去穿越，我会毫不犹豫选北宋。孟元老笔下的东京繁花似锦，张择端笔下的汴梁生机盎然……汴梁是宋徽宗的花鸟山水，是柳永的烟花巷陌，是李师师的柔情蜜意，是蔡京的龙飞凤舞。”

    今年9月21日，北京大学副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赵冬梅做客开封，在主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时，就曾经深情讲道，很多南渡的士人到老到死，都惦念着汴京当年的繁华胜景。“闲坐时，必谈京师风物，谈论时眉飞色舞、脸有喜色，嘴边也许泛起当年那些煎茶果子的香气，眼前也必有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之景。然而说着说着，笑着笑着，开始有人感慨，开始有人流涕” 。

    诗人林升曾经在《题临安邸》中写下身在“人间天堂” 中的苏杭人的痛切感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苏杭虽好，可他们念兹在兹的，还是汴州。

    开封之所以让人如此着迷，因为她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在评论版中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文章称，在1000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是黄河边上的开封。文章称：“在公元11世纪，开封是中国宋朝的都城，那时其人口已超过了100万，可谓盛世盛都，相比之下，那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000人。在古代的开封，大街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摩肩接踵，骆驼队从丝绸之路带来各种货物，茶馆和餐馆生意兴隆。开封那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数百名犹太人。”

    北宋时的汴京，是世界的中心。《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外城“方圆四十里”，内城“方圆二十里”，四条河流穿城而过。有人曾经写道：“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封建王朝，没有之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梦幻的时代。梦里的汴梁大街，花香载道，笙管齐天。在这里停留的，脸上总洋溢着笑容。在这里驻足的，看到这梦一般的繁华，都用一句话来概括：‘梦游华胥之国’。”

    汴京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繁华都市，汉代时长安人口不过40万，唐时长安人口不过50万，而北宋东京的人口却达到了惊人的150万。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人口不过10万，即使是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城市”的大马士革，人口也不过50万。

    据记载，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这个数字是让人惊叹的，因为，即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一比例也不过9%。

    宋代在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独具风神的“宋文化”，以光灿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叶适亦云：“近世文学，视古为最盛。”明代方孝孺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清蒋士铨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宋时，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宋代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占了六家。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宋代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鼎盛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且不说，举世闻名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其他科技成果，也让人叹为观止。吴钩先生曾在《假如一千年前有诺贝尔奖》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一千年前就有了诺贝尔奖，会有哪些中国人问鼎诺贝尔奖？吴钩先生的论断是：那个时代如果有诺贝尔奖，中国人获奖必如探囊取物。

    北宋科学家苏颂，在工程学与天文学上有着很高造诣，他在1092年组装出一个集观测天象、计算时间、报告时刻诸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天文机械——水运仪象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苏颂又将水运仪象台的总体与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著成《新仪象法要》一书，因此，今人根据苏颂的记载还可以复制出水运仪象台。苏颂将时间的流动与天体的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启示了未来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他完全有资格问鼎11世纪诺贝尔物理学奖。

    比苏颂年轻11岁的沈括，是一位全才式的科学天才，他在《梦溪笔谈》中首次提出了晶体具有解理性的特点，700年后，法国科学家阿羽依才有相同的发现。获一个11世纪诺贝尔化学奖都不足以说明沈括的全部成就。

    宋慈是著名的法医、大法官，他于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他撰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他探索出的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等鉴别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获11世纪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当之无愧。

    11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绝对应该授予发行世界第一张纸币的宋代益州交子务。交子，是世界史上最早的纸币。“宋王朝不仅成为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准备金的比例、货币调控的技术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于纸币的运行机制还觉得不可思议，以致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将纸币形容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

    作为“天水一朝”， 宋代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瑰宝。在类似临终遗嘱的《赠蒋秉南（即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序》中，陈寅恪认为：“（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天水一朝” 是宋之代称。《宋史》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天水乃是赵姓的郡望（即赵姓望族曾聚居天水郡），天水也就成了赵姓的代称。

    陈寅恪先生一生独立不倚，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他仰慕赵宋一世，是因为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仁人志士，正气立身，风骨卓然。终宋一朝，外患不绝，但屡败屡战，民族气节愈挫愈愤，其表现之宏者莫过于崖山一战，士大夫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