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领事馆成侵略“桥头堡”

　　“铁的事实证明，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已经制定了侵吞中国的战略计划。他们盯住郑州不放，绝不仅仅是出于经济需要，他们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散布耳目，达到军事侵略的罪恶目的。”刘东亚说，他并不认为当时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是光明正大的外交举动，“一定隐藏着险恶用心”。

　　事实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郑州虽然商业活动频繁，但也只是县级建制，根本无法与北京、武汉等城市相比，日本方面为何如此“器重”郑州，反复选定在这里建领事馆呢？

　　“郑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交通枢纽地位，当时的郑州又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商埠，商业基础好。”徐有礼认为，郑州为日本提供了可以让其进行商业活动的条件，而商业活动又正好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入侵作掩护。

　　“当时，郑州是一个以棉花交易为主的贸易中心，而棉花对农业、军事的作用举足轻重，日本在郑州建领事馆的目的也就自然明了了。”他说，日本驻郑州领事馆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处理外交事务也不多，但从领事馆的种种活动看，郑州领事馆实际已成为日本向中国西北地区渗透的“桥头堡”。

　　据了解，领事馆的性质是日本在郑州的外交机构，负责一般的外交宣传业务，另外，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不法之事，中国方面将人捉拿之后，必须交给领事馆处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关一桩间谍案的秘闻。这一曾震动日本朝野的案件，与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关系密切。

　　１９３６年１月，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改名为“郑县日领事馆”，隶属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领事为佐佐木高义，武官是增田繁雄。当年夏天，日本驻天津屯军派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三人到郑州，在大同路通商巷９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设立特务机关，以豫陕甘三省为行动范围，收买汉奸，私设电台，搜集中方军事情报。不久，日本间谍活动被国民党郑州当局察觉。１９３７年１月２日，郑州当局在大同路通商巷９号查抄百余件重要秘密文件；５日，日本驻南京使馆代表抵郑；１３日，此案全部证据均送往南京政府外交部，日本间谍随后被驱逐离郑。当年七八月间，日本驻郑州“文化研究所”和“郑县日领事馆”先后关闭，佐佐木高义和日方警察长平山勇被引渡回国，志贺秀二则畏罪切腹自杀。

　　“这起间谍案涉及的情报都是通过领事馆传送出去的，而且领事馆注意到任何不利于该间谍机构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该机构让其作出应变。”徐有礼说，“领事馆其实是日本间谍活动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