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领事馆驻有７０名士兵
　　作为日方设在郑州的重要外交机构，领事馆内的工作人员并不仅限于一般官员，里面还渗透了日本军方特意安插的士兵。在二号楼地板夹层内，维修队的工人还找到了一张保存完好的日军士兵名单。这很让刘东亚兴奋。他发现，这份名单用繁体中文写成，所有名字均竖向排列，并按照分工不同用表格进行了归整。
　　刘东亚将名单复印件展示给记者看，所列的项目非常细致，分为分队、中队、器具、番号、阶级、兵名等项。这份注明“第三小队”的花名册上标明负责该队的人叫内喜三郎，他管理着５个分队，每个分队有１４名士兵，总共７０名士兵。在这份名单上，还清楚地记录了夜班、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上下、传达命令的士兵。“这充分印证了领事馆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个领事馆并不是一般的‘外交’机关。”刘东亚说。
　　既然有军队把守，领事馆的官员自然任务重大。根据徐有礼的研究，直到抗战爆发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一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名叫三浦）。先后入驻郑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有：负责社会调查的平山勇、小德林一；负责文件处理和交际的大轮知博；负责情报收集的宾中隆博；汉语翻译昌山正一、罗发森（华人）；武官增田繁雄、成田贡；负责商务的松井益太郎以及山田勇、大泽重英、山野宗松、成相一郎、饭山定雄等人。“但是，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前后究竟有多少成员，至今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徐有礼说。
　　据了解，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日军在完成了对东北和华北的实际控制后，郑州成为其继续南下和西进的重要枢纽。１９３５年秋，日本着手恢复驻郑州领事馆后，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道清铁路沿线出现了大批日本人、韩国人，他们或为考察，或为游历，或从事非法活动，络绎不绝。
　　当时的“盛况”，从相关档案的记载可见一斑：《河南民报》１９３５年９月报道，“近日恢复郑领馆之说甚嚣尘上。日前汉口报载开封电讯，日在郑设领事馆，并已开始办公”；该报当年１０月报道，“１０月１６日，日筹设驻郑领事馆。酝酿已久之日本恢复驻郑领事馆，现已见诸事实。领事馆佐佐木高义偕随员平山勇、永山田专一、岛山正一三人于今晚（１５日）８时半由汉乘车抵郑，驻华安饭店。领事馆馆址及成立日期，俟与各方接洽后，即可决定”；“１０月２２日，驻郑日领事抵汴。佐佐木高义偕岛山正一、山田勇、平山勇一行２１日下午三时由郑赴汴，旋赴省府拜会刘主席，有所磋商。又闻刘主席于昨日下午６时，在党政军联欢社欢宴，为日领事洗尘，邀有党政军各要人作陪云”；“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东京记者关中平抵郑，视察日领馆筹备情形……”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郑州显然已成为日本人眼中的“风水宝地”。
　　地牢形如迷宫藏身领事馆下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当时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很不“安分”。
　　刘东亚曾访问过领事馆附近一些年老的市民，据他们讲，那时候领事馆白天基本不开门，二楼阳台上有日本兵站岗，端着枪不停地巡视四周。但是到了晚上，小楼里灯火通明，常有日本人带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人进进出出。
　　在领事馆旧址维修期间，刘东亚找到一份记载女人姓名的名单。从刘东亚出示的这份复制名单上，记者看到，这些名字带有“琴”、“红”、“兰”、“香”、“芳”、“花”、“云”、“英”、“珍”、“春”、“凤”等字，总共５０个，年龄最大的２１岁，最小的才１５岁。从她们居住的地址看，分别是“新春里街８号、１９号、２２号”、“新里街１４号、８号、甲５号、７号、９号”、“瑞祥巷２号”、“三兴里９号、７号”等。刘东亚说，如今，这些街道名称已不存在，根据郑州市民政局地名办提供的信息，三兴里位于今天的郑州市东起西一街，西至铭功路；瑞祥巷位于东起二七路，西至西一街；新春里街和新里街大致在老坟岗一带。
　　对于这些女人的身份，刘东亚认为或许是日本人控制的慰安妇，但徐有礼认为也有别的可能，“没有足够证据不能妄下结论”。
　　除了中国女人名单，刘东亚还发现了隐藏在领事馆楼下的一处秘密地牢。
　　“你看，这个地牢修得像迷宫一样，不知道在这里干了多少罪恶勾当。”刘东亚拿出他按照洞穴原始结构绘出的图纸，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此洞高１．８米，宽０．５米，里面曲折迂回，纵横交错，若无照明工具，很难进出。越过５米深的踏步进入洞内，一个约８平方米的狱室呈现在眼前，墙壁上还遗留着悬挂刑具的钉子，据说工人曾在该室发现过一副日军制式手铐。狱室顶部覆盖着厚约４米的钢筋水泥。从该室南端向东下坡延伸，到达１３米深的第二个层面，这里有四五个小房间，每个约２．６平方米，这是地牢的核心部位。经过清理，从地牢里搜出不少烟盒、药瓶、安全套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