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岳麓山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一个公共景区、红色圣地，然而，却有人办起了名为“文化基地”实为奢侈消费的私人“会所”，此事引起社会关注一年之久，目前有了结果，该会所要求停业整改，全面对外开放。

    近些年来，风景名胜地屡屡失陷，成为会所、酒店、俱乐部攻城略地的重点对象，不知有多少景区至今还紧锁着私家会所敲不开的门。笔者网上查证，岳麓山与会所的畸恋显然不是第一宗：云南大理的洱海公园水域已建成了高级别墅群，以莫愁湖为代表的湖泊成了城市的“洗脚盆”和临湖富豪的“私家花园”。杭州西湖环湖一带可谓“黄金岸线”，多家会所用会员制和高价门槛圈地独享，许多名胜故居“可望而不可进”。京城的故宫，也曾陷于撇之不清的“会所门”。甚至，这样的私人会所还建到了南京雨花台。在市场化的浪潮中，风景名胜虽框定为“公共产品”属性，但资本逐利的势头从未减弱。 风景名胜建“会所”，所看中的是风景区的文化属性，这些地方一般不仅有着优美的风景，更有着历史文化的独特印记，在这些地方设立独享的空间，是典型的满足瞬间至尊虚荣的奢侈消费，公共资源在一些风景区成为私人的“天堂”。

    风景名胜“会所门”事件频发，舆论谴责不断，暴露出诸多问题。 首先，是景区管理“全民共享”理念的缺失。会所成为风景里的“风景”，且大量出现，等于剥夺了大众的游览权利，这是与民争利。风景名胜非一般公共资源，她承载着民族历史记忆，印记着不息文化血脉。在会员制、高消费的阻隔下，本应全民共享的公共财富成为少数人的锦绣地、富贵乡，与景区的公共属性背道而驰。富人的志趣应该尊重，但不能因为迎合富人的志趣损害了大众的利益，更不能因为眼热一点租金做出有损政府和景区形象的事。 其次，景区管理体制之弊。一些景区管理部门既是管理者又是开发者，经营管理过程中只顾逐利忽视公益，导致畸形开发乱象，经营项目不经论证直接上马，收益分配可能更是笔糊涂账。

    再次，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的欠缺。目前公共景区维护费用大多紧缺，由于国内各大城市为普惠民生，相继推出风景名胜区、公园、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等免费或者低价参观的政策。但这些惠民政策实施后，许多地方财政对公共景区维护的投入大多采取差额拨款措施。如此，景区面对暴增的客流，既要维持庞大的管理、维护队伍，又要支付更多的运行费用，财政资金“养景、养人”捉襟见肘，很多景区只能采取引进资本、合作经营的模式弥补公共投入的缺口，“景点变会所”或者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现象便应运而生。问题是，公共资源商业化不是不可，罗浮宫就是商业化运行的成功例子。但可怕的不是公共资源商业化，而是私人实际占有。商业化，只是经营模式改变，旨在更好地维护、利用公共资源。私人实际占有，则导致公共资源属性南辕北辙。

    从法律上讲，名胜风景区建豪华会所涉嫌多重违规。

    一是明显违法。《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如果有违规行为，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除，没收违法所得。但相关的开发屡禁不止，一些大小会所由于规模较小，隐蔽性高，便到处开花，甚至有打着旅游旗号变相做地产生意的项目进入。

    二是有悖契约。从契约的角度讲，风景区管理部门代表民众建设、管理风景区，实际上与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管理部门有义务遵守与民众的约定，保护好公共景区的一草一物，为民众营造良好的绿化环境与休闲公共空间。管理部门未征求民众意见，未取得民众同意，单方面允许公共景区圈地建设豪华会所，实际上是一种失信于民的违约行为。

    三是忽视民生。政府除了算经济账，还要算民生账。管理、保护名胜风景区，虽说增加了财政负担，但为民众营造“亲山水、远尘埃”的绿地环境，方便民众休闲、散步，是政府的本分。政府不能以简单的市场的眼光审视风景区的得失。更不能放逐民意，听凭管理部门打着“文化基地”的幌子在公共景区修建豪华会所，把普通民众拒之门外。

    遏制“公园”变“私园”、“名胜”变“会所”的怪现象，需要改革管理体制，拆解利益链条，理顺事业与产业、服务与开发的关系，从而让景区大门更加常态地向大众敞开。一是加强景区管理。此前，一些地方的风景区内开设私人会所的信息被舆论公开讨论后，鲜有景区管理者回应。对引发社会关注、招致群众质疑的事件，政府职能部门要及时介入调查，落实《风景名胜区条例》，而且要启动问责程序，提高违规违法成本。二是注重社会效益。个案查处只能解决个案问题，要完善政绩评价体系，丰富政绩评价内涵，多从民生角度看政绩，少以经济创收论英雄。三是加大公共投入。只有公共财政资金足额投入，才能遏制资本对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或人文名胜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