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新确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包括大运河等在内的35项文化遗产从全国申报的129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榜上有名。《预备名单》中，涉及我省的共有“大运河”、“丝绸之路中国段”、“嵩山古建筑群”、“明清皇家陵寝潞简王墓”等4项。

“申遗热”的背后，不仅有文化驱动，还存在利益驱使
    对一个景区来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提高知名度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每年都会有文化和自然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热”成为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为此，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家文物局，近年来都加大了对世界遗产地的监管。

    在许多老百姓眼里，虽然申遗有千般好处，但最直接的后果莫过于“景区拥挤”和“门票价格上涨”。不少景区打着文物保护的旗号搞申遗，申遗不管成功与否，都成为景区涨价的最好理由。这多少有些舍本逐末，曲解了申遗本身的目的。应该看到的是，一些地方的利益观是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使遗产陷入一个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这既严重损害遗产固有的文化精髓，有时连地方所追求的经济利益都难以保障。

    “申遗热”的大环境下，残酷的现状却是不少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相继消失。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11年12月结束）统计，近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不难看出，席卷全国的“申遗热”的背后，是景点管理方、决策者、部分专家和设计单位等各方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的申遗冲动，背后也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在一些地方决策者看来，申遗成功将填补当地世界遗产的“空白”，增加一块“金字招牌”，无疑是在有限任期内的一项可以大书特书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有部分专家、研究机构、设计单位同景点管理方一道，不断游说地方政府申遗。一旦地方政府启动申遗程序，专家的研究课题费、设计单位的规划设计费就可滚滚而来，一套名利双收的产业链随即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