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的旅游形势，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依据一是国民人均出游率超过2次，今年可能会达到29亿人次，这还不包括近8000万的出境旅游人次；二是人均每次旅游消费额也就100美元多一些，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放到世界范围内看确实很低。这样一个市场基本特征就是大基数、稳增长和低消费。基数大意味着对景区特别是高品质的旅游景区需求量大，低消费又意味着对门票价格提高的心理承受力弱，景区稍微一提价，游客的不满就会立刻放大。

    再从供给面看，我国的旅游景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依托江河湖泊、名山大川、草原沙漠等自然资源的风景名胜区，有的也称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和宗教场所的人文景区；华侨城旗下的欢乐谷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前两类是A级景区的主体，产权基本上为国有非商业用地，在现实上基本表现为地方政府所有或者部门所有。旅游景区的产权属性决定了其运营体系不可能偏离公益目标太远，加上国际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区都是低票价或者免门票的公益运作模式，包括游客在内的社会诉求就必然是反抗高门票价格。

    现实又是如何呢？受国民旅游旺盛的观光需求的拉动，各地方地府发展旅游特别是开发景区的积极性持续高涨。原有的财政预算往往只够维持基本的人员开支和办公需要的，也不可能有新增的预算来源，根本无力满足游客观光的公益需求，唯一的出路就是新的开发主体和资本投入。无论是政府投资——包括政府的融资平台和项目公司投资，还是社会资本投资，都是需要回报的。而且部分景区的门票还是上市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提高门票价格事实上就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再加上前述的刚性旅游需求，5A级景区的门票价格进入百元时代就不足为怪。高品质的景区有门票号召力，中低品质的景区则通过向旅行社支付佣金或者向导游给予回扣，以及向商场收取租金来获得利润的保障，最终都会转移到游客的身上。所以说，国民大众持续增长的旅游需求与有限的景区供给，以及强国有属性、弱财政支撑的管理体制，共同构成我国旅游景区的运营现状。可谓成就归于中国特色，问题也在于中国特色。

    现在有一种舆论倾向，就是要求我们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让更多甚至全部国有景区都向杭州西湖、南京中山陵学习，实行免票。不能不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可以说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制度变迁——无论是强制性、诱致性还是混合性的变迁——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取决于行政、市场、企业和民意之间的多重博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考虑到现阶段国情和旅游行业的具体情况，只能是分类、渐进性的变迁。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这样的公益性强，大众需求弱的机构可以由财政资金进行全面的预算补贴，如果需求量大了则可以实行预约、限额和排队制度加以调节。对于西湖这样位于公共服务较为完善的大城市中心的景区，地方政府在进行科学的市场收益预测和分配机制再调整的基础上，做出免票的决策，我们乐见其成。对于中山陵这样城市郊区的人文景区，在获得中央、省、市有关机构相应的补贴保证的情况下，应及时免费向公众开放。但是对于像黄山、张家界、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在没有扩散收益和预算补贴保证的情况下，实行免费制度则会使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的发展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对这些景区，需要我们在价格听证制度、景区管理标准和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加以规制，并通过制度引导景区逐步降低门票价格。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景区，也无论处于渐进改革进程的哪个阶段，预算制度的严格执行和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都是必需的。像内蒙古满洲里的国门景区，是国家公权力所在地，也是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红色旅游景区，却由非政府机构进行商业运作，收取高额门票，不是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