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公共政策的变革，不仅需要从经济社会等角度进行多方位的综合考量，也需要对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周全的判断。

黄金周取消为时尚早，薪假改革须平稳渐行

屈指算来，黄金周概念已经形成6年了。1999年9月，政府将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假日的休息时间延长为七天，主要意图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六年来，黄金周成了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虽然它所引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对于“假日经济”是否真正推动了消费也有疑惑和争议。日前看到“国务院研究取消内地"五一"、"十一"集中休假的"黄金周"假日、推行强制带薪休假问题”一则消息。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对全民生活福利有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其实施或修改，不仅需要从经济社会等角度进行多方位的综合考量，也需要对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周全的判断。

谈起黄金周，人们眼前首先浮现的，是休闲和旅游。

假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旅游经济。而旅游业是占我国GDP比重接近6％的重要产业。黄金周的推行，大大推动了中国公民的休闲旅游意识，闲暇时间的相对集中，为中远程旅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时至今日，当休闲意识和休闲实践已普遍形成，更多异议指向了黄金周引至的消费时间配置的不合理性，其突出表现有三点：一是消费的集束效应，即黄金周并不能使年度内的消费需求总量增长，而只是将旅游及休闲者的时间重新排列组合，集中在短时期内释放。二是对境内消费的挤出。由于“黄金周”期间交通旅游设施的拥挤，国外旅行社逐渐开始避免在黄金周期间组团到中国，国内旅游者也开始涌向国外的目的地。据《财经时报》调查，三大“黄金周”中出境游人数约占全年４０％以上。而出境旅游近年来的大幅增长，正使我国旅游业从创汇产业变为耗汇产业（戴学锋，2004）。三是人为制造的淡旺季波动。旅游业是典型的产品不可储存的行业。而“黄金周”的“井喷”和黄金周前后的出游低潮，干扰了旅游产业的平稳运行。

回首过去，双休日是对中国人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次冲击，黄金周是一次更大的冲击，那标志着一种休闲生活意识的觉醒。它使“休闲”在人们生活中真正地合理化——人不是工作机器，相反，工作只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休闲使人们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提高着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对人的全面发展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至今日，当休闲意识已经成熟，休闲经济地位凸现，从整体经济角度寻求休闲供需资源在时间轴上的配置合理化，理应成为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用“带薪长假”取代“黄金休假”，给黄金周降温，代之以更平稳理性的消费安排，将促进产业经济和消费者效用的再一次提升。

然而，考虑一项公共政策改革，不仅仅要注目于对其经济效果的积极预期，更要结合社会现实背景预测其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从黄金周法定假日到带薪休假制度的改革，从微观机制上，将使劳动者休假权的实现，更多地倚赖于劳动者个体与资方的博弈。

黄金周正是籍着全民休假的共同性，才使劳动者获得理所当然享受假期的正当性。但对于“自由、灵活的带薪假”，尽管它得到劳动法及各种形式规章条文的庇护，它毕竟需要劳动者个别地提出这种要求方能享受，且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在以单位或资本意志主导的潜规则中被大大压制了。我们需要看到，当前中国的劳动者在和资本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劳动者保护组织的缺位，激烈竞争甚至过度竞争导致的巨大压力。在都市漂泊和打拼的中国白领，地位日益边缘化的工人和农民工，甚至政府基层的公务员，他们不得不“主动”放弃休假权力来避免“永远休假”，抑或是有形无形的种种职场遭遇。

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实施《劳动法》以来，北京市政府对参加工作满5年以上的党政机关人员做出每年休假10至20天的规定。但80%以上的职工并没有享受这一待遇。带薪年假制度缺少相应的实施办法，执行起来随意性很大，政府如此，在一些中小型的三资、私营企业，推行带薪休假难度更甚。

六年来黄金周长假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新民俗。这是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们，也能够拥有的节日，是中国人集体企盼的最重要的事件和最美好的记忆。

从目前的情形看，我国带薪休假的土壤尚待培育。从黄金周到薪假制度的改革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休闲方式进步的大势所趋，但应视薪假制度的实施状况和社会接受度的提高而平稳渐行。公共政策的改革，须首先避免可能引致的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的福利损失。

背景新闻：国务院研究取消“黄金周”推行强制带薪休假

凤凰卫视11月18日消息，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务院前不久责成有关部门召集相关部委召开会议，研究取消「五一」、「十一」集中休假的「黄金周」假日、推行强制带薪休假问题。国家旅游局在这次会议上表示支持取消「黄金周」。

香港大公报报道，与假日经济密切相关的铁道部、民航总局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对此问题未作特别明确的表态。而「黄金周」的取消，也将等待国务院在研究基础上的最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