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北宋时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时代，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充满希望的出口。北京大学博士生、副教授赵冬梅老师研究认为，作为经济上发达、思想上开放的时代，北宋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有可能走出“朝代更替”的时期，而与这个时期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司马光等人。在“大宋文博城 汴梁晚报文化大讲堂”活动第十讲中，赵冬梅老师通过描述一个立体的司马光历史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展现出一个风云百变的时期。

    为何要写《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从开始讲司马光就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讲司马光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这样问我，我最通俗的回答就是司马光砸缸很有名。其实我讲司马光是因为他那个时代。我立志为司马光作传的最大动力来自时代——我们身处忧思与改革的年代。我们应当相对理性地于‘实事’中，‘求是’地认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赵冬梅老师说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存在一种可将该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

    中国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朝代不断地更替：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了，在开始的阶段，统治者通过一系列体恤民众的措施使政权得到稳固。再经过几代帝王的统治，由于对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矛盾不加注意，不能及时解决，进而转换为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大矛盾，从而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经过接下来几代统治者的暴虐统治之后，整个社会就会断裂开了，新的社会动乱开始产生，并促成新朝代的建立。就这样，一朝一代循环更替。其实，回顾历史，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就有一种能将这种状况改变的机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最辉煌的时代，除去当时的经济、文化繁荣的表象，其内在政治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化解矛盾，让北宋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赵冬梅说，“我自己认为，如果在中国的古代有机会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那么就在我们脚下的开封，就是开封作为最繁华都城的北宋时代。”

    就在那个时代，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这也是我写《司马光和他的时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赵冬梅老师说。

    司马光是一个改革者

    对于处在北宋变革时期的司马光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变革者。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改革者。

    但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尊重历史、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只不过，跟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作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交趾国向宋朝贡奉了一个奇异的野兽，说是麒麟。宰相司马光考虑，谁也没有见过麒麟，是真是假难以断定。假使它真是麒麟，不是它自己跑来的，不能算作祥瑞之兆；如果它是假的，而他们当真的留下来，就会被远方的蛮夷所耻笑。于是就编造了剧本来引导皇帝做出正确的决定，将此物还与交趾国。

    司马光是一个矛盾体

    司马光也许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太单纯、太顺利。他是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到司马光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很难上得来，司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仁宗朝的游戏规则基本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对其免予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内心，是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之间的冲突。

    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然而在背后却是由个人的矛盾体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走向了终结，同时也埋葬了当时宽容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