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许多想谋一官半职的人一般不直接送钱，而往往通过献诗这一敲门砖，来表达政见、展露才学，博得上司的青睐。

    宋仁宗时期的夏竦，因为父亲死于战场，被朝廷以抚恤之名安排出任“三班差使”这样的一个小武官。夏竦从小博览群书，还写得一手好诗，舞文弄墨才是他的梦想，让他当个小武官，内心别提有多憋屈，他希望朝廷改授文职。为此，他天天守候在宰相李沆下朝必经之地，某天终于等到李沆路过时，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献于马前。当晚，李沆读了夏竦的诗作，一句“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让李沆拍案叫绝。第二天，李沆便向皇帝推荐，安排夏竦出任丹阳县（今江苏省丹阳市）主簿。在宰相和皇帝的关注下，夏竦步步高升，最后官至枢密使，位居人臣之极。

    宋仁宗皇元年（1049年），年过60岁的范仲淹调任杭州知州。范仲淹是北宋第一次改革“庆历新政”的领导者，在抵抗西夏入侵中有勇有谋，功劳卓著，因此而跻身北宋名臣行列，许多人希望得到他的推荐。范仲淹在杭州任职期间，身边许多部下都被他推荐到朝廷，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唯独对于巡检苏麟，他不知是忘却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未予推荐。苏麟干了多年的巡检，老是得不到提拔，内心不免焦急，非常希望得到范知州的推荐。然而，宋朝士大夫不兴送钱、送礼和跑官、卖官，那样会被耻笑，甚至被弹劾。于是，苏麟献了一首诗给范知州，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其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一联堪称千古名句，范仲淹眼睛为之一亮，随即向朝廷郑重推荐了苏麟，苏麟从此仕途通达。

    而北宋词人周邦彦，他的敲门砖更是直接抛向了位居九五至尊的皇帝。年轻的时候，周邦彦学业优异，被安排到太学深造，成了一名太学生。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周邦彦写了一篇《汴京赋》，献给皇帝宋神宗。《汴京赋》洋洋洒洒数千言，歌颂了京城开封的繁华富庶，写得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宋神宗阅后大为感动，惊异于这位年轻太学生的渊博知识和卓越才华，立马授予周邦彦太学正的官职。太学是北宋神宗改制后的最高学府，其官员包括太学博士、学正、学录等，周邦彦由太学生到太学正，如同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出任北京大学的中层领导，在体制中，前者无品秩，后者有品秩，无异于连升数级。

    在宋朝，除了科举这一通天之途外，通过献诗改变命运者并不在少数。比如王禹之于毕士安，杨亿之于宋太宗，曾巩之于欧阳修，黄庭坚之于苏东坡，均是在献诗博得对方赏识之后而闻名天下、步步高升的。回头再看从刘卓志处谋取升迁机会的那些人，无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授官），既没有技术含量，也背离了道德法律，手段实在拙劣得很，而最关键的是，前者是权钱交易，后者有真才实学。

    其实，当时献诗是众多文人士大夫之间交往的一种基本方式，即便是借钱讨吃之类难以启齿的事儿，他们也做得文质彬彬、诗情画意。据宋代《王直方诗话》记载，秦少游任秘书省校勘之职时，由于工资低、待遇差，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他揭不开锅了，想向家境宽裕的户部尚书钱勰借米，便写了一首诗送去，诗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尚书读完诗，马上给秦少游送来了两石大米，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儒生张球，书虽读得好，但不善经营，时有断炊，最后不忍闻孩子饥饿的啼哭声，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宰相吕夷简献了一首诗：“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吕夷简当即“以俸百缗遗之”。宋币，一缗是一千文，百缗则是十万文，宰相的馈赠的确不菲。

    而最为搞笑的是，宋人甚至通过献诗策划谋反。据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记载，宋仁宗时代，一举子因屡试不第，愤懑之际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诗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成都知州割据一方，与宋朝分庭抗礼。此诗吓得成都知府赶快把举子捆绑至京，上章请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后却哈哈一笑说：“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在皇帝那里谋得了官职，可见宋仁宗的仁慈与宽容，宋人笔记中所谓“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周纳）”，倒也不是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