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条纽带连接着中国与东盟、南亚，甚至西亚、北非、欧洲等市场，覆盖数十亿人口。从历史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走向繁荣，宋元时期达到昌盛。

    北宋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况

    古代丝绸之路记录着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的辉煌见证。茫茫大漠，驼铃声声，这是张骞通西域后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的“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于今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以中国东部、南部港口城市为出发点，以东南亚为主要枢纽，横跨大洋、连接欧亚的中外贸易走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西汉时期，汉武帝发兵先后征服闽越和南越，建立政权稳定海疆，南方沿海航路自此畅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贸易由此拉开序幕，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这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录。中国商船从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出发，经南海到达今泰国湾、马来西亚、孟加拉湾、印度半岛等地，徐闻、合浦因而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与此同时，中国与东临朝鲜、日本的海上航线也已开辟。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

    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大秦王安敦遣使，经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礼物于朝廷。三国时，东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中南半岛上的扶南王国，国王范旃遣使访问东吴，孙权也遣康泰、朱应回访，两人分别写下《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以记录见闻。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发展，“良畴美拓，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陈书》）。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广州、建康成为中心。广州“四海流通，万国交会”，丝绸之路延伸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商船由此顺长江东下，出长江口北上，到达朝鲜、日本。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更加活跃。尤其是大唐，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规模、地域、商品种类均超前代。南线航路上，“广州通海夷道”是大唐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七条交通要道之一。作为最大的海路贸易港，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到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再经印度洋到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唐政府在广州置蕃坊供外商居住，并设蕃长管理。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又在此置市舶使，管理海上邦交与贸易，中国古代海上外贸管理制度开始建立。东线上，到朝鲜是从登州、莱州等地起航，经渤海和黄海抵达；去日本有从登州、楚州、扬州、明州等地起航的航线。相应地，唐代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明显增多，广州、明州、扬州、交州为四大贸易港。

    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继续发展。吴越都城杭州已发展成为繁荣的都市，钱塘江、杭州湾“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五代史补》）。吴越、南唐还从大食、占城输入猛火油（即石油），再由海路运往北方。闽国在福州新建有甘棠港、泉州港，南汉都城广州，均为重要港口。

    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唐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继崛起，到了北宋，北方先后有辽、西夏和金政权占据，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受阻。国际上，十字军东征迫使阿拉伯商人将视线转移到东方，而这一时期，中国江南经济和沿海城市进一步发展，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和罗盘针的使用，因此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兴盛，南宋更是空前繁荣，一个泱泱大国的航海时代终于来临。对此盛况，神宗年间进士、临淮主簿张耒曾记述：“南商越贾，高帆巨舻，群行旅集。民居旅肆，烹鱼酾酒，歌谣笑语，联络于两隅。自泗而东，与潮通而还于海。”

    北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主要表现在：

    招徕外商，鼓励贸易。雍熙四年（987年），太宗特派内侍8人，携诏书、金帛，分四路至南海诸蕃。继续采用唐代蕃坊制度，在重要口岸兴建蕃坊供外商居住，并置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人”；设立“蕃市”、“蕃学”，供外商交易和子弟求学。置市舶司后，政府又依据市舶使招徕蕃商的成绩予以奖惩，对蕃商则从优奖掖。在每年10月外商回国高峰期，市舶司还设宴招待、送行。对来华的商船提供维修帮助，对于遇风浪之险的外商给予抚恤。

    新老客户，多国伙伴。北宋及南宋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超过唐代，最多有50多个。除朝鲜、日本外，更有印度支那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半岛以及西亚、北非诸国。它们既有汉唐以来来华贸易的老客户，也有此前尚未建立直接贸易的新伙伴，如今埃及境内的勿斯里、盘地、遏根陀等地，主要贸易伙伴有交趾、占城、真腊、蒲甘、勃泥、婆、三佛齐、大食、层拔等，其中层拔为黑人之国，位于非洲中部东海岸。

    设立机构，依法管理。都城东京设有接待外国使臣、商人的机构鸿胪寺。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市舶司于广州，这是北宋首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此后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置市舶司，在秀州、温州、江阴置市舶务，“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宋史》）。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颁布《元丰市舶条》，为民间海外贸易立法，并改设专官负责市舶司事务，后又设提举市舶司。市舶司（务）管理舶商，检查进口货物，审查、登记出海的国内商船，发放出海公凭；征收关税，即“抽解”，也叫“抽分”。仁宗皇年间，市舶收入达53万贯，英宗年间达63万贯，成为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收购舶货，即“博买”，又称“抽买”。

    都城东京，世贸中心。作为交通枢纽，东京倚汴河而建，汴河沟通黄淮，连接长江，是南北漕运大动脉，所谓“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因此，东京既是北宋外贸政策制定、发布之地和国内贸易中心，也是与海外进行“朝贡”、“回赐”的世界贸易中心，更是进口贵重商品的消费之地。通过汴河等渠道，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给东京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商品，这里有朝鲜的金器、银器、人参，日本的笔墨、折扇、宝刀、交趾，占城的驯象、驯犀、象牙，三佛齐的琉璃器、琥珀、金刚钻，蒲端的龙脑、丁香，大食的珍珠、通犀，拂的鞍马、刀剑，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和条件

    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是一国国力尤其是经济、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北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加上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措施的实施，使得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显著发展，社会经济呈现新的繁荣，尤其是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为北宋发展海外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

    北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加上土地开垦和水利兴修，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得到扩大，稻、麦、茶、桑种植更为普遍，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手工业上，各种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都大大超过了前代。

    以出口的“三大件”为例。茶叶生产上，北宋江南茶园遍布，淮南还出现了种茶专业户“园户”，茶叶产量大、品种多，制茶技艺也显著提高。丝织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东京的绫锦院，真宗年间有织机400多张，润州织罗务年产量万匹，新兴丝织业中心城市婺州，“万室鸣机杼，千艘隘舳舻”（司马光诗），号称“衣被天下”。太湖流域“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李觏《富国策》）。制瓷业更是发展空前，窑户遍布全国，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其生产的瓷器精美，数量和品种均大大超过前代，其胎质、釉色、花纹、样式各有特色，争相媲美。

    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其先决条件是具备远航的船只和指引航向的罗盘。北宋时我国造船业走向成熟，漕运和贸易的兴盛为造船业提供了强大动力。立国之初，为平定南方割据政权，都城东京设有造船务，负责船只建造和维修，江淮各路、军中多有船务、船坊。官营造船以纲船（漕运船）为主，真宗时期，纲船年产量2900多艘。民营作坊则多造商船，规模庞大、工艺精细，船只载量大、稳定性强。神宗时，荆湖地区出现的“万石船”，载钱20万贯、米1.2万石。朱在其《萍州可谈》中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客舟和神舟，据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 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晕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

    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在北宋已广泛应用于航海。曾公亮等编撰的《武经总要》，记述了指南鱼的制造及在车船上的应用，沈括《梦溪笔谈》有“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的记载。《萍州可谈》记述了指南针的使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录。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记载：“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