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年轻时在院里栽了一棵石榴树。那石榴熟得晚，说是叫铁皮石榴，籽儿又红又大，很甜。中秋节过后，姥姥就踩着凳子摘石榴，分给各家的孩子。

    “文革”时，家里来了一个人，是姥爷一个出了五服的本家侄儿。我管他叫王伯。王伯说，家里的房子塌了，现在也没钱修，看这里能不能给他腾出一间房先借他全家住几天，等有钱了修好房子再搬走。姥爷二话没说，把后院儿一间放杂物的房子腾了出来，让王伯一家搬了进去。这一住，王伯就再也没搬走。

    过了几年，姥爷去世，王伯的两个儿子也长大了，王伯把那间房子拆了重盖，盖了个小楼，又垒了院墙，把那棵石榴树也圈了进去。姥姥背地里埋怨过很多次：都是死老头干的好事！

    埋怨归埋怨，谁也不好意思问他要。

    有一件事把姥姥惹恼了，就是自从王伯圈了院子，石榴树就成了他家的。那天几个孩子去摘，被王伯的孩子训了一顿，又被推倒在地。小孩子回来一说，姥姥怒气冲冲找了去，问王伯：石榴树到底是谁的？王伯赶紧说好话，还让他儿子道歉，又摘了一篮子石榴送过来。不过，从那儿以后，我们再没去摘过石榴，两家人心里有了疙瘩。

    后来，姥姥没了，王伯也没了。再后来，城市拆迁，我们家和王伯的小楼都成了记忆。每次我经过那片楼群，都在想：石榴树呢？是被人移走了？还是当成柴火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