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亭说，“玄鸟生商”的传说有一个发展、演变、膨胀的过程。“玄鸟生商”的初始版本为《诗经》，其《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在战国时代屈原所作的《楚辞》中，又有了新的变化。其《离骚》篇曰“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其《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
    这一传说到了秦汉时期，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传》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以上文字记载，由简单到复杂，虽经不断增删演变，但在说到商王朝的始祖契是由玄鸟而生这一点上，却始终是一致的。
    先商时期，部族与都邑的频繁迁徙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尚书·盘庚下》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又《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关于“八迁”之地望，唐以前的学者一直“不得其详”，孔颖达《尚书序》疏中，亦仅列出“四迁”：“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与此说相同：“八迁之书，史唯见四。”到了清代，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明确提出“八迁”的具体地点。王国维在梁玉绳的基础上，又重新作了考证，他在《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中指出商先公八迁的顺序是：契居蕃（山东滕县）、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相土复居商丘、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上甲微复归商丘、汤居亳（今商丘虞城谷熟集）。
    上述的商地，即今河南商丘。在相土复归商至上甲微迁于殷之间，没有迁都的记载，只是在《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提到王亥曾“托于有易”或“宾于有易”，这说明在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期间，商先公仍居于商丘。通过对“八迁”地望的考察可知，商先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会的地带；而且，先商民族虽然经历了8次迁徙，但其中的4次都与商丘有关，每次迁徙后都又回到了商丘。由此可见，商族由契至汤14世都是以商丘为根据地或主要经营地，然后不断向外拓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丘为商族的发祥地。
    永城王油坊遗址的发现，是商族发源于商丘的又一有力佐证。从发掘情况看，王油坊类型遗址堆积较厚，出土的文物为龙山文化晚期的石器、陶器、骨蚌器和角器等，这些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具表明，早在4000—5000多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商丘地区这块广阔平坦的土地上。
    众所周知，史前商族人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所创造的文化，学术界谓之“先商文化”。考古材料证实，先商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它来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并吸收了河南龙山文化及其周围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据考证，商族发源于史前东夷人之中，最初主要活动在今豫东、鲁西南一带。
    史前商族人由山东向今天的商丘迁徙，其间的脚步就曾停留在王油坊村，并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然后再向西发展，就有了帝喾和阏伯及其子孙。他们以亳为中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先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