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代的有关规定，乡试在各省省城贡院举行，会试在京师贡院举行。然而有清一代的会试却有两科（癸卯、甲辰）不在北京举行，顺天乡试也有两科（壬寅、癸卯）不在顺天举行。它们都是借闱于河南，在河南省城开封举行的。究其原因还要从头说起。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１９０１年），是会试正科举行之年，其时又值光绪皇帝三旬寿辰，依照清朝惯例，应改正科为恩科，正科则推迟一年（有时提前一年），于次年壬寅（１９０２年）举行。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十二月“壬寅，诏来年三旬寿辰……特举恩科，明年庚子乡试，次年辛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清史稿·德宗本纪》）。但由于１９００年的庚子之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微服出逃，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致使庚子乡试停科，原定光绪二十七年的辛丑科会试，也不能够在京如期举行。
    科举是清代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统治者笼络文人学士、粉饰太平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在大乱之后，恢复、补行科举考试，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标榜统治有术、盛世繁荣的大好时机。慈禧深谙此道，因此，在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与光绪帝还在开封时就决定“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次年会试，仍旧河南贡院办理”（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关于顺天乡试及会试为何借闱河南在开封举行，笔者认为有下面五个原因：
    一是在庚子之变中，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京师没有了适合顺天乡试和会试的场所。要在短时间内修复或重建北京贡院，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上庚子赔款数额巨大，朝廷暂时无法顾及贡院的修筑。
    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以直隶、京津、太原、山东等地最为迅猛，有些地方教堂被毁，教士被杀。八国联军为防止这些地区的人民反抗，在《和议十二款》的第二款中就明确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为什么要以停止考试为惩罚呢？英国外务大臣蓝斯唐在上议院答斯宾赛伯爵词中作出说明。他说：“缘中国官吏均由考试而来，今停试五年，已绝其少年入仕之路，故此法尤较一切为重要。”《益新西报》在《论中国停试事》一文开头也说：“各国勒令中国政府将此次拳匪滋事之区一律停试五年，极合情理。中国若允照行，其获效似有可观。盖向来中国仇恨洋人之事，由士林中人主谋者十居八九；及至事后所惩办者皆无知小民，而真正罪魁反得逍遥法外，此则殊可痛恨也。是故苟得一惩治之法，使受责者皆为士林中人，平民不致拖累。”根据条约附件八，顺天是停止文武考试的地方之一，如若在北京或其他义和团活动频繁的地区举行考试，势必引起外交纠纷。河南特别是开封地区义和团运动不似上述地区频繁，在河南贡院举行顺天、河南乡试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三是河南贡院设在省城开封。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明清以来，开封一直被誉为“中原名城”、“八省通衢”，南北应考士子的往返较为便利。另外，开封距离京师较近，更便于朝廷考试大员的往来及贡士们能迅速赴京参加殿试。光绪二十七年“谕内阁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乡会试事宜”中就有“至借闱考试一节，河南地居适中，毗连直隶，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八月借闱河南贡院举行……”（《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八），同意会试和顺天乡试在开封举行。
    四是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河南是人口较多的大省，也是文化较发达的省份，每科参加考试的人数居多。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在明代开封周王府旧址（今龙亭一带）上建河南贡院，有房舍５０００余间，其规模在当时的省级贡院中也是名列前茅的。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迁贡院于开封城东北隅（今河南大学外语楼一带），号舍即有９０００间左右。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再次增至１１８６６间，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
    五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显然，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在开封举行，也可算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对开封深厚文化底蕴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