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战时期的五代十国,是武人掌握的天下,文臣不过是陪衬而已,一般不受重用,整个社会存在着一股重武轻文的风气。宋太祖出身于行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他最初同五代时期的许多武人一样,崇尚武力而瞧不起文人儒生。随着五代十国动乱局面的结束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宋太祖越来越感到仅靠武臣不仅远远适应不了治理天下的需要,而且也为不利于扩大统治基础,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重武轻文的风气。
宋太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采取的首要措施是:第一,开辟儒馆,任用大批儒士,广建学府,培养人才。下令修复孔庙,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在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还派内侍送去美酒佳肴,以此来表示庆贺。在这一政策下,长期遭受压迫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儒臣们开始活跃起来,穿白袍子的举人和大襟束带的士大夫们也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出现,与武人们平起平坐。第二,改进和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放宽科举考试的选拔门槛,无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前往应举。严格考试制度,以防富家子弟请托舞弊。每年春季,大批大批的读书人涌进考场,场面及其壮观,甚至有的和尚道士也还俗应考。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选拔高级人才为自己所用。经过这番改革,考场代替了战场,成为进入上层领域的主要手段。清寒的书生,即使穷困潦倒,但是一旦进士及第,就如同平步青云,人人刮目相看。《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对宋太祖重视人才选拔的高度概括。
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宋太祖选拔了大批有才华的文臣,使他们进入了统治集团,让他们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来打破武人专权的局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文臣不能只是用来当作点缀,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宋太祖不但在地方上用文臣做知州,还特别强调用文臣在中央担任要职。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害怕再次发生武官夺权现象,就统统用文臣担任宰相。卢多逊、薛居正、吕庆余等人之所以得担任宰相或参知政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读书好学、崇尚儒学。
宋太祖的重要政策,是在充分吸取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基础之上的,当时文武关系畸形,武臣独擅政权,导致朝代变更频仍,政局混乱。曾经身处乱世的宋太祖,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在自己的朝代延续。当然宋太祖的重文也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重文”的同时,并不歧视武臣,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定的专长为国家所用,都予以提拔,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广泛而巩固。
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基础,保证自己的江山的长治久安。为此,他还对权力的分布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他深知,以往政权频繁变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一方,不受中央调遣,自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要解决好权力的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在赵普的辅佐下,宋太祖制定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地方权力收夺,以彻底改变五代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权力过重、威胁中央的局面。
首先是夺取地方的行政权。宋初沿用五代以来的管制,以州郡为一级行政单位,由节度使管辖。节度使权力很大,他们除管理所驻州郡的政务外,还要插手附近州郡的事物。地方上的防御使、团练使或刺史等,虽然都是由朝廷任命,但是在执行权利时,却要受限于节度使,有的节度使甚至可以委任地方官史,中央朝廷反而无权过问。这一严重弊端,宋太祖早已认识到了,上任初始就进行改革,由朝廷直接委任知州,这些知州是从朝臣中选拔,多以文臣充任,与节度使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来,位尊权重的节度使的权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权力一落千丈,有时甚至徒具虚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宋太祖还是不放心,又制定了两项限制地方官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二是在州郡设立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地位低于知州,事实上是监督知州,一旦知州有异心,立即向中央汇报。
其次是收夺地方上的财权。唐朝末期,地方节度使常常以种种借口和手段截留应上交朝廷的赋税,以供自己使用。到了五代时期,节度使更加肆无忌惮,独征赋税,是财税大权落入节度使手中,中央王朝所得甚少。从公元964年开始,宋太祖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发布了一道诏令,要求各州郡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全部上交朝廷,不得截留。为了配合工作的开展,宋太祖又将全国划分为十几路,每路设立转运使,负责监督该路各州财赋的使用和转运。就这样,宋太祖收回了为地方潘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使地方潘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无法屯兵自重,独霸一方了。宋太祖还不罢休,又不断派遣使臣到全国各个潘镇和州郡属辖的军队中去选拔士兵,身强力壮、骁勇善战者都被选送到了中央禁军。这样,地方军队中所剩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者,往往只用于服役听差,毫无战斗力可言,也就无法与中央禁军相抗衡。
通过这些移风易俗的措施,宋太祖最终巩固了江山。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官僚机构膨胀,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支出,到宋朝中期积重难返,导致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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