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时期，北宋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的变革。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宋神宗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变法成为当时最为敏感和流行的话题，很大一批人参与进来，但是后来的历史检验证明，很多的人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进行政治投机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人确实是为了国家社稷，总是为了新法的实施而不惜牺牲自己。其中有两个人物王安一直是极为信任的，一个是吕惠卿，而另一个就是曾布。

    曾布（1036---1107年），字子宣，是宋时的南丰人，他的异母的兄长曾固巩是“唐代八大家”之一。曾布在13岁时随他的父亲因为疾病医治无效而去世，后来的生活和学习都依靠自己的长兄曾巩。嘉佑二年（1057年）曾布与兄曾巩同登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1069年）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深得宋神宗赏识，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定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熙宁三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惠卿与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都反复无常”。不久，曾布升为兴修起居住、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曾布不仅在变法方面显示了自己的才能，而且在国家律令和刑法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曾布上书朝廷，建议修改刑统。他认为“刑统名（例）义理多所未安”，建议删去刑统疏议中一些“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的规定，并指出疏议的“乖 错”之处有100条之多。但是曾布的建议未被采纳，他写的意见也未流传下来，但从《宋史·刑法志》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见解。

    中国古代法典，自秦、汉而下，对强盗、窃盗以及官吏的贪污、受贿、侵占等罪，都是根据赃物的多少定罪量刑，叫做“以脏论罪”。曾布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盗情有轻重，脏有多少，今以脏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脏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脏重论死，是盗之生系于主之贫富也”。他主张定罪量刑时应全面考虑犯罪的各种情节，如犯罪使用的工具、手段等。他任宰相时曾实行这种办法，后来又被废，但是他这样考虑犯罪全过程的想法从今天看来还是有进步性的。

    曾布主张恢复肉刑。他说：“先王制定刑罚，并不是不以仁为本的，但是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也是非常不得已的”。他非难汉文帝肉刑和后世以流刑代替肉刑的办法，认为这种办法“没有体现先王的流放的含义，而且又失轻重之差”。他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因此流刑的威慑作用大；“近世之民，轻去乡民，轻去乡井，转徒四方，固不为患”，加上罪犯在流放地劳役1年后就可以得到当地一般人的待遇，因此这时流刑比古时要轻得多。至于徒刑，由于宋代实行折杖法（即以杖代徒），同古时的鞭扑刑差不多，也变的很轻。他认为，“刑轻不能止恶”，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最终还是要依靠杀人来办罪，结果成了“欲轻而反重”；当时死刑条款太多，如果有肉刑，就可以用来处理依法应处死刑而情有可原的犯罪，如军士开小差应斩，贼盗的赃物满一定限额应绞等，这样便可减少死刑的数目。

    熙宁七年（1074年），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法，宋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的压力，令曾布进行追究调查。曾布将开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认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陈述于廷。吕惠卿、王安石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再知潭州（今长沙）、广州、桂州、秦州（今天水）、陈州（今淮阳）、蔡州（今汝南）、庆州（今庆阳）。元丰末（1085年），复为翰林学士、户部尚书。

    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任宰相后，开始向变法派进行攻击，并借机命令曾布改革役法，曾布拒绝，结果又被外调。

    宋哲宗亲政后，决心继承先帝的遗志，进行变法，这样原先坚持变法的大臣得到了起用。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造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