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西北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赵元昊袭父职反叛大宋，西夏称王。不断进犯陕甘边区，从而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威胁着大宋政权。庆历二年（公元１０４２年），北宋王朝提升任范仲淹为陕甘主帅，与韩琦开府泾原，牧政戍边。
    羌族历来是陕甘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种族部落部别繁多，各部落之间没有统一的首领，互不归统，各自为政，因此常常发生部落之间的械斗、火并等纷争。范仲淹任职后，实地巡察了陕甘边境的军事、民族状况，得知庆环二州羌人居多，且与西夏毗邻交界，由于各种利益的驱使，有些羌族部落明归大宋，暗结西夏，并且为其进攻陕甘边区充当向导，以至于西夏军队每每进犯无论长驱直入，还是迂回进攻都能节节得手，连连获胜。
    根据这个情况，范仲淹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彻底牧御西夏叛军的入侵，必须妥善地处理民族矛盾，诚心诚意地团结陕甘少数民族，特别是羌族同胞共同抵抗西夏，增强边防力量，从而安定边境，巩固国防。因此他戌边抗夏的首要举措不是依例筹钱征粮准备打仗，而是深入羌地，精诚和羌，致力民族团结，为戍边抗夏奠定雄厚的基础力量。
    首先，他诚恳地尊重羌人，团结羌人，无论哪个部落的羌人酋长前来见他，他都一视同仁，热情地亲迎于门庭，陪伴于堂室，推心置腹坦诚相待，说民情论国是，始终“推心接之而不疑”。他的这种人格风范和修养举止，逐渐赢得了羌族各部落来访酋长的好感与称赞，并且为各部落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形成媒介，进而形成一条民族部落之间友好团结的纽带，渐渐弱化或消除了一些部落或民族间的对立和矛盾，为和羌抗夏、巩固国防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深入羌族地区礼慰羌人，检阅队伍，切切实实地订立联合抗夏的合约规定，并且论功行赏，鼓励羌族同胞拥宋抑夏，做出贡献。
    庆历元年四月，范仲淹巡察环州（今甘肃庆阳环县地区）了解到这里有羌人答应做西夏向导不日进犯，没有采取武力，也没有责备酋长，而是不动声色地带上礼品来到环庆，以大宋皇帝赵祯的名义前来慰问和奖赏，同时与奠长一起检阅羌人的队伍，之后又在友好祥和的气氛里共话御夏事宜，接着就订立如下约规：“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只马二匹，已杀者斩。负责争讼，听告官理，辄质缚平者，罚羊五百只马一匹。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只，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两只；全族不至，质其首领。”由于这个约规合情合理，因此“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个别原要为西夏当向导的羌人也改弦易张以保宋抗夏为荣，以叛宋通敌为耻不再事夏了。
    庆历五年春，范仲淹又专程来环州分别对诸羌酋长８００多人进行慰问，褒掖他们对大宋的忠心和积极的爱国热忱，并发给他们宋朝的礼物。对御敌有功者增奖缯彩银器等珍贵器物。正月，又设酒款待环州的熟羌户藩官１７００多人，并以皇帝的名义给予论功行赏，奖品有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袄、黄花袄、银腰带、银交椅不等，同时又重新订立了抗击西夏的约规。
    再次，他选贤任能，不断促进民族团结。范仲淹听说种世衡这个人长期在陕甘地区任职，特别擅长和善于同少数民族打交道，而且无论是在汉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他的威信都很高，便在巡边环州时特别召见了他，并且委以重任，让种世衡知环州，同时勉励：“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涧城已固，乃奏徙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
    种世衡到环州任职后，果不负范仲淹所望，始终恪尽职守，做出许多巩固民族团结与羌人同仇敌忾忠于国家的实事。如，羌酋长慕思的部落最强，他常与之交往，彼此之间兄弟一般诚实可信，因而深受慕思的敬重，“由是得其死力”，抗夏保国，坚守阵地，以致夏军不敢进犯。
    此外，范仲淹还一再推荐羌族中有威信的酋长来管理地方政务，协调部落矛盾。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常积极主动地出面调解或平息民族纠葛，致力于民族团结。有一次，他得知“石昌镇中梁家族蕃官屈都等与小遇族蕃官薛娘相互为仇，其梁家族点集一千余人骑待报复相杀”的消息之后，立即撂下其他事务，重点调解此事，他一方面指派指挥使部庆宗带上银碗、彩绢等物前往石昌镇牵制梁家，进行抚慰调解，一方面又派人前往小遇族部落协调，自己又亲临两地化解他们的心结，直至两家重新修好。
    由于范仲淹陕甘和羌深入人心，因此“时边民归附者甚众”。众多边民的归附，不仅为戍边抗夏提供了兵员粮草，而且维护了边境安定，有利于经济发展。范仲淹看到云集不息的羌众来到庆州，不仅不认为是添烦扰政，反而非常高兴，索性彻底安置他们，于是便在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建造了业乐城（今甘肃华池悦乐），使“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的少数民族皆得以妥善安置，“让蕃部百姓安居乐业”，结果带来了边区的繁荣与兴盛。这实在是一桩造福后代、垂范千秋、功德无量的政绩，至今仍为陕甘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传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