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有“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是指在唐代和宋代最为著名的八大文章大家，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八位中，其中有六位在宋代，可见宋朝时文学的鼎盛。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小时候读书勤奋，而且记忆力惊人，在其居住县城的南边有个“读书岩”，相传就是他读书的地方。12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在其青年时，曾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赛事文往来，并将王安石推荐给当时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

    曾巩在嘉佑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后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着“叙录”。熙宁二年（107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在任期间，秉公办事，刚正不阿，颇有政绩。元丰三年，在去仓州任知府的时候，路过京师，宋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但是没有完成。元丰五年，曾巩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于传统的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显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述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且不失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土，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同时也擅长写诗，其中有四百多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可削“的呼声。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愈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晰。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辩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

    曾巩还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已（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意义加备，无已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