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开封市文物公园局在开封市部分老房子门前钉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铭牌，在无数次经过柴火市街22号那座老门楼前，笔者仅仅只是欣赏建筑的美，一度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人文价值。这，也许是开封有太多老门楼的缘故吧。再次经过柴火市街22号，笔者发现铭牌上标记为关百益先生故居，不由得肃然起敬。仔细观察，至今大门门楣上的砖雕“艮园”二字尚能够看清。 

    笔者在开封大学东侧开封大学家属院里采访了关百益的长子关立言教授。据关立言介绍，“艮园”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即 22 号院，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建筑，现除垂花二门拆除外，其余尚保持原貌，只是明三暗五的西屋上房南间因屋顶塌陷无法居住。西院房屋保存比较完好，北边临街的二层楼房如今空闲，楼下开有大门，东、西两院不通。这种建筑格局在开封民居中还是不多见的。 

    关百益是上世纪30年代河南省的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的先驱，河南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著述很多，在河南期间从事文物收集和整理。他对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等皆有深邃的造诣和卓绝的创见，对河南博物馆的创建与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关百益，名葆谦，字百益，满族人，1882年出生于开封。关百益先祖于清康熙时期，随八旗军入关，初居北京，后被派往开封。关百益的先辈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满族旗人，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开始过着平民生活。1907年，关百益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北京第三中学堂校长、北京第一中学堂校长，兼任八旗高等学堂校长。1913年，他任北京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参事，1917年回到河南开封后，受聘于河南省教育厅，历任河南省教育厅公署科员、河南优级师范学校校长、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河南省省长秘书、河南博物馆馆长和河南省通志馆编纂等职。 

    1929年，关百益受聘为河南博物馆编辑。1930年12月23日，河南省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河南博物馆馆长。当时河南古物保存委员会与民族博物馆并入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7月，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馆址初设在今三圣庙街。关百益到职后，采取一系列建馆措施，协助教育厅制定出《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此为河南博物馆建馆后的第一个条例，也是中国博物馆系统较早的法规之一，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关百益十分关注对专业人员的培养，当时馆中有古物研究员、植物搜集研究员、动物搜集研究员、植物和动物练习生及一些技术员。关百益重视文物的征集和收藏工作，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部。当时，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有青铜器、甲骨、金石、陶、瓷、玉、牙角等。1931年至1935年，各方赠送博物馆的物品，还有动物、植物、矿物标本等。其馆藏文物琳琅满目，成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有“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的赞誉。 

    关百益任期5年间，收集保藏的历史文物有数千件。特别是1935年至1936年，其馆藏之新郑古铜器中，有8件展品，送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3个月，这是河南博物馆馆藏第一次出国展览，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接待中国文物展览，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批文物出国前，曾在上海展览6个星期，自英国伦敦返回后又在南京展出4个星期，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关立言说，他的父亲曾经教诲他说，有两件事最好不要涉及，一是募捐，二是放赈，这两件事最后都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我父亲到伦敦参加文物展览，当时华侨热心支持中国文化事业，曾募捐一些钱财给河南博物馆，我父亲无法拒绝，没想到回来却因募捐账目不清而遭到弹劾。当时募捐有的华侨只是给了捐赠数目，并不一定都如数捐款。”关立言说。

    二 

    1930年9月，关百益编著出版《南阳汉画像集》。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曾说：“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中华书局出版）……”关百益以河南省的重要石刻及博物馆藏石刻进行了系统考证。1922年3月，在调查开封繁塔宋石刻后，关百益编著了《繁塔石墨撷英》一书。其序云：“繁塔虽残废，尚有宋刻多种，散置于洞壁盘登间，然墨本流传甚少，艺林引为憾事。壬戌三月，余同祖徕宗怀璞，髯灯甸旬而进。上下内外凡是足迹能到之处，无不备至。共寻得一百六十品，略加考证编成《繁塔石刻志》二卷，置诸书笥，因人事纷繁未及付梓。” 

    1932年，关百益自张钫那里得汉残石百余块，经筛选，择其精华，选一字至九字者60余块，以行字寡多为次序，编成《汉熹平石经残字谱》一书。这些石经残片，可补七经之阙，备史家之考，为研究汉熹平石经提供了实物资料。关立言说，《汉熹平石经残字谱》就是他们家的“文化传薪社”印制的。“当时我父亲在西院挂牌成立了文化传薪社，有两台石印机和铅印机，并有摄影图片制版室，传播新文化，大量印制了不少开封地方文化小册子，如《繁塔》、《龙亭》等，现在房屋还存在。”关立言说，他的父亲还对魏三体石经进行研究，著有《魏正始石经残石影本附跋》、《魏石经考》、《魏三体石经残石释证》、《魏正始石经春秋尚书残石跋》等，对后世研究经学史、版本学、汉魏书法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23年8月，在新郑县城关镇李家楼一座古墓中，出土各种古器物700余件，其中完整的青铜器亦有百余件。据一方盘铭文鉴定，古物皆为郑国宗庙祭祀遗物。这一重要发现，震动世界，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为此，还成立了河南省第一个文物保存、管理机构——河南古物保存所和河南古物保存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河南乃至全国金石学和考古学研究。当时，靳云鹗等人曾用4个月，草著《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公布于世。因书系速成，器物定名不准，且原器物未及修整，残破不堪，图版极欠清晰。关百益认真审视这批古物，反复进行研究，又补充一些续收器物，编著成《郑家古器图考》和《新郑古器图录》两书。《郑家古器图考》是1925年编著的，书中以三礼名物制度与新郑出土古器物相对比，对新郑出土的60件古铜器的尺度、造型、纹饰及用途进行了详细考证。此书还把王国维、马吉樟持不同观点的文章皆收入书中，以供读者博览是正，为研究新郑古器物和春秋郑国历史提供了方便。1929年，关百益编著的《新郑古器图录》共收录完整器物93器，分摄成57图编辑而成。该书内容选材准确，考证精密，所选器物均由名技师修理，图版特请北京摄影师拍照，并得康有为、马叔平、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考古学家鉴定，为研究周代郑国史提供了清晰、准确的文物资料，比《新郑出土古器图志》更加完美。关百益的这两部书出版发行后，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云：“新郑器物余均未见，近有关百益氏编著《新郑古器图录》一书，采收其青铜器93器，并别录考释诸事为一卷以附之，始得识其大略。”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曾被进行15次考古发掘。1929年，在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时候，河南当局亦派何日章等人前往发掘。翌年春，又做第二次发掘。两次共得甲骨3656片，其中带字甲骨983片。此后，关百益从中精选800片，编辑为《殷墟文宇存真》1~8集。此书拓印精细、图版清晰，是研究甲骨文字的宝贵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这批甲骨片运往重庆，1949年，这批国宝被劫往台湾。祖国大陆要研究这批甲骨文，关百益的《殷墟文字存真》就成为唯一的可靠资料依据。他还将殷墟两次发掘所得的古器物金、石、玉、陶、甲、骨、牙、角、贝壳等，进行了整理、研究，编成《殷墟器物存真》（1~3集)，此书前有关百益序，中间为图版，后有各种器物之文字考释。

    三

    关百益曾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与当时众多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等都有深交，如王国维、董作宾、于右任、康有为、郭沫若等，上世纪4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列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关百益对龙门石窟的考察研究也较为全面，1935年出版的《伊阙石刻图表》，其中造像图版，是研究伊阙原貌的较早图书。1936年，他到龙门考察月余，发现一批佛像、唐碑，拍摄照片300余幅，编成《伊阙古迹图》。他还著有《伊阙魏刻百品释证》、《石华》、《老君洞石墨撷英》、《老君洞知名造像图谱》、《初拓伊阙像文字百品》、《龙门二十品释证》等。他多次参加《河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主编有40卷《河南金石志》。

    1936年，关百益曾应晨光读书社邀请，主讲《考古学大意》，对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分为汉代、宋代及现代三期。他将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实践相结合，写出《考古学大意》，发表在《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一、二、三期上，考古学历史分期，丰富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理论。

    关百益的书法多摹魏碑，擅长行书、楷书、隶书，风格雄厚质朴、净洁雅正，是民国间河南的大家。关立言至今还记得家中上房父亲所书楹联：“祀祖宗毕恭毕敬，教子孙兴国兴家。”关百益一生收集、整理数千件金石、文稿、书籍、拓印，编著百余部著作。他绘画颇有宋元之风，人物、山水、花鸟无不精湛，画风清新劲健、超尘拔俗，代表作品有《樊楼灯火图》、《渑池石窟之图》等，影响极大。1935年，《樊楼灯火图》获河南书画大展最高奖，曾刊载于影印的《河南书画展览会书画谱》。

    1945年日军投降前，关百益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先秦文学、民俗学等课程。1950年前后患病瘫痪，1956年1月逝世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