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约450——510），字子真，南朝齐梁时南乡舞阴（今泌阳西北古城）人。他的祖上世代为官。范缜童年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粗食度日。在艰苦的环境中，范缜从小就养成了俭朴勤劳、坚强不屈的性格。 

    范缜十八岁时，闻沛国刘献聚众讲学，便辞别母亲徒步到千里以外的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市东）求学。当时在刘献门下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段，行乘车坐轿。而范缜却安于粗茶淡饭，布衣草履。每次回家都是徒步往返。他这种俭朴的生活，求知的态度，深得刘献的器重。范缜二十岁那年，刘献亲自为范缜束发加冠。范缜成了当时有名的青年学者。 

    范缜从相县回到故乡舞阴后，很想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作一番革新，却得不到进身的机会。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曾以“布衣贫贱之人”的名义，上书刘宋王朝掌权大臣仆射王景文，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范缜为此忧愤成疾，到二十九岁时竟“发白皤然”。 

    刘宋王朝灭亡后，萧道成建立了南齐。由于刘献的推荐，范缜被委任宁蛮主簿（知县的帮办），后来累次升迁，直至尚书殿中郎。永明中，南齐与魏和亲，齐武帝派范缜以“才学之士”出使北魏，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因此在邻国有了名气。 

    当时，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是个佛教徒，常常招集名士僧侣，喝酒谈天，大讲佛学。范缜当时很有名望，所以也常常出席萧子良的聚会。每遇到萧子良等人大讲佛法的时候，范缜总是侃侃而谈，大讲无神论，令萧子良十分恼火。在一次宴席上，萧子良质问范缜：“你不信佛教的因果报应，那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就富贵，有的人生下来贫贱呢？”范缜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说：人生好象树上的花瓣，风一吹来，到处飘落，有的落到宴席上，有的落到粪坑泥潭里，殿下您就象落在宴席上的花瓣，下官我就象落在茅坑泥潭中的花瓣，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范缜的答辩令名士高僧们无言答对。 

    正是这些激烈的辩论，促成了无神论著作《神灭论》的诞生。这篇论文一经问世，朝野喧哗，全国哄动。萧子良看硬的不行，就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说范缜放弃《神灭论》，遭到范缜的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当权者们先将范缜贬到宜都（今湖北宜都）做太守，又以“触犯国教”的罪名，把他贬到广州。 

    梁武帝天监三年（504），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到寺庙当和尚，让臣下出高价把他赎回来，用这种方法来抬高佛教在群众中的威望。最多的一次耗钱上亿。皇帝如此，士大夫自不必说。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兴建寺庙。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僧侣阶层。他们通过出租土地、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形式剥削劳动人民，聚敛财富。梁武帝时，都城建康有佛寺５００余所、僧尼１０万多人。晚唐诗人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范缜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仍坚持对有神论的斗争。 

    507年，梁武帝萧衍为了拉拢软化范缜，又把范缜从广州调回京师，让他担任尚书郎。这一时期，范缜对《神灭论》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充实。其“形神合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日臻成熟，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天监五年（506），萧氏朝廷对范缜进行了一次大围攻，召集王公显贵64人，一哄而上，写了75篇论文来攻击范缜的《神灭论》。范缜面对皇帝和王公大使的围攻，正义凛然地进行了答辩，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就连笃信佛教最深的曹思文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公元５１５年，一代思想家范缜死在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