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满足宫廷需求，皇家格外注意搜集名画、罗致画家、广招画工。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在皇城苑东门里正式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又移于皇城右掖门。翰林图画院，其人员依技艺高低分別授予待诏、祗侯、艺学、画学正、供奉等称号，它的主要任务是供宫廷御用。画院先后招募有名画家高文进、袁红厚、郭熙、周文矩、董羽、郭忠恕、高益等，将他们安置在画院内，是各类画的领军人物。这些大师很有可能领导或直接接手过北宋《大驾卤簿图书》的创作，因为该图属于皇上钦定的“国家重点工程”。此外，宫廷绘画在北宋国都东京开封早已成了气候，宋朝历代皇帝大多喜书画。像宋仁宗赵祯，据记载他不但喜爱别人的佳画，自己也能作画，画的马不逊于专业画家。这就让人联想到《大驾卤簿图书》中画的马——图中共画马2873匹，画得特别出色，姿势各异且皮毛质感尤为真实逼真。不然，景祐卤簿图怎么能获得宋仁宗的批准呢。在天子的影响下，北宋的宫廷画围绕帝王的生活活动、行政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整精丽的宫廷画以工笔、设色的写实风格为主，这些与《大驾卤簿图书》的题材和风格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大驾卤簿图书》也大可归类于宫廷画之中。宋仁宗一朝正是北宋盛治中兴一代，把景祐《大驾卤簿图书》和天圣《大驾卤簿图书》的图作者确定为翰林图画院的画师和画工集体创作，应是较为准确和恰 当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大驾卤簿图书》的性质、绘制工作量都是相符的；书作者是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宋绶，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
    再来研究一下，为何皇皇画卷在现代文化圈中长时间知之者甚少，甚至被排斥在中国古代十大长卷图之外（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张萱、周昉的《唐宫仕女图》，唐·阎立本的《步辇图》，唐·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明·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清·郎世宁的《百骏图》），为什么要附上十大长卷图的名字呢？是想借此比较一下，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反映的题材是何等重要、高端、大气，画技如此娴熟、精准、高超，而其却反被古今小看，是否另有缘故？
    《大驾卤簿图书》长期被人列为元代画卷，是其中一个表面原因，无论是古今的名画鉴赏手段，还是现代的物龄检测技术，都完全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社会上一些不同的利益阶层，不愿出力去澄清这个糊涂账。重重迷雾使真本的北宋仁宗天圣年的卤簿图，委屈地被蒙上元代延祐卤簿图的外衣。北宋《清明上河图》和《大驾卤簿图书》两个长卷姊妹篇，为什么一个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一个却遁世无闻、鲜为人知？正如郑振铎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它乃是中国绘画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创作之一，很少有同样长卷子表现出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来的” 。其他的不说，单说人物，《清明上河图》中的各色人等，男女老少、三教九流就是《大驾卤簿图书》所不能比拟的。再一个，通俗地说《大驾卤簿图书》就是一个用来表现皇帝出行祀天的仪仗场景。因当时没有照相、录像设备，只能用图来记录，用图来传袭；照图来训练，照图行仪仗。用现代话说，它是国家首脑重大国事祭奠出行活动的仪仗规定。《大驾卤簿图书》，它是为工作所用的，不以艺术创作为目的。而且像如此重要的国家核心事宜，肯定是机密的，知晓其所以然的人当然十分有限。
    《大驾卤簿图书》的制作宗旨很清楚，表现准确、概括无漏、表明精准、有序无误，它无需灵感、无需浪漫，只需一丝不苟、一笔不差。但《大驾卤簿图书》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知其者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其一，在古代中国，因卤簿图属于为皇帝祭天仪仗所备，自汉代有卤簿之说以后，都是不允许向外界传播的，不会像画家的山水画那样进入市场，不可能悬挂供人欣赏或被淘宝者收藏。其二，在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家处于大大小小的内外战火之中，政权不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有条件问津卤簿图的人根本不存在，或者很少。其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的主流认识常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十年动乱更是达到了极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被踩在脚下，历史与文化遭遇空前的浩劫。当然《大驾卤簿图书》作为封建帝王的附属物，被视为典型的历史糟粕而受到坚决的否定。万幸的是，《大驾卤簿图书》能一直安然地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未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腾飞、文化复兴。历史文化的回归日益深入，中华民族储存在神州厚土之下的历史文化正能量，正纷纷被发现挖掘出来。它们在实现中华复兴的中国梦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上个世纪末期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事《大驾卤簿图书》的专项研究，让这一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重新闪现出璀璨夺目的光辉。更可喜的是，工笔画家李大成用时3年，在1995年，依据清乾隆皇帝的祭天卤簿绘就了《大驾卤簿图》，并由台湾著名收藏家杨豪筹资铸雕大型《大驾卤簿图》。当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还联合采访报道了李、杨二位，这应属《大驾卤簿图》早期的一次媒体公开报道。
    2019年2月20日，《开封日报》的《名城开封》专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开封第二届文化奖章获得者张玉发老兄的研究文章，使展现北宋“仁宗盛治”恢宏气势的《大驾卤簿图书》广泛地为开封上上下下所知晓。而且玉发兄还提出了像用好《清明上河图》一样，用好北宋《大驾卤簿图书》这一大宋宫廷文化的独特资源，其建议非常具体可行。若能实施，这两件国宝之图相得益彰，将会更加吸引海内外的莅汴游客，让古都开封、名城汴京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