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开封园林部门准备在龙亭大殿前的潘湖中间堆筑一个湖心岛。在龙亭湖底清淤过程中，推土机意外地推出了许多残砖碎瓦，后经考古发掘证实，这些残砖碎瓦是明代周王府遗物。据史书记载，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宫遗址上修建起来的。
    周王府的第一位主人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朱橚曾作《元宫词》百章，又编著有《救荒本草》《保生余录》《袖珍方》和《普济方》等作品，对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命途多舛：身居王位被两次流放
    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下诏将应天改称“南京”，作为首都；把汴梁改称北京，定为陪都。朱元璋认为，北方的元朝势力尚未平定，而汴梁地处黄河流域，是宋朝旧都，将其定为陪都，对北上征讨元朝、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很有号召力。
    到了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朝早已统一了全国。朱元璋认为，汴梁继续作为陪都已不再有实际意义，于是又正式下旨，以南京为明朝首都，撤销了开封的“北京”称号。就在撤销开封陪都地位的同时，朱元璋将其第五子朱橚封到开封，称名周王，并在原北宋东京里城的基础上重新修筑了城池，改土城为砖城。明开封城的规模实际上是按陪都规格修筑的，仅次于当时的首都南京。朱元璋在原宋、金皇宫旧基上建造了规模宏大且壮丽辉煌的周王府，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北宋皇宫。这足以说明朱元璋对开封的重视。
    朱橚勤奋好学、擅长词赋，曾作《元宫词》百章，又编著有《救荒本草》《保生余录》《袖珍方》和《普济方》等作品，对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据《明史》记载，朱橚乃朱元璋嫡第五子，与朱棣是同母兄弟。朱橚从小由成穆贵妃孙氏养育，孙贵妃去世，朱橚守孝三年。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9岁的朱橚被父亲封为吴王，朱元璋自己就做过吴王，可见他对这个儿子比较重视。
    后来，朱元璋认为吴地乃国家财富之地，不适宜建藩，于是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将朱橚改封为周王，与燕王朱棣、楚王朱桢、齐王朱榑一起驻凤阳。3年后，朱橚就藩开封。受封之后不久，朱橚和开国名将冯胜的女儿成亲，并在原开封府的基础上修建府邸，正式承担一些藩王的义务，与冯胜共同管理河南地区的军情。
    虽然自小在宫中接受正规教育，但朱橚很想摆脱政治的羁绊，不愿受政治的束缚。据史载，朱橚参加军政活动仅三次。特别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冬天的一天，朱橚未向朝廷报告就擅自离开开封到老家安徽凤阳。这可把朱元璋气坏了，因为按明制，未经皇帝允许，藩王不得擅离其封国。而且，凤阳是明朝非常特殊的一座城市，朱元璋得知后，认为朱橚的行为僭越了自己的本职，便将其发配到云南。但在20多天之后，朱元璋又收回了命令，将其囚禁在南京，开封的事务暂由朱橚长子负责。两年之后，朱橚才被恢复爵位，并获准返回开封。
    朱元璋去世后，年轻的建文帝继位。早在登基之前，建文帝对各地的藩王就怀有戒心。根据尹守衡《皇明史窃》中记载，建文帝朱允炆曾对朱元璋说：“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朱元璋反问道：“汝意何如？”朱允炆回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兴兵伐之。”朱允炆在登基之前便有削藩的意图。登基后，朱允炆正式开始削藩，以此巩固自己的帝位。朱橚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而且又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朱允炆首先把他贬为庶人，发配至云南蒙化，交给黔宁王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严加管束。后来又被召到首都禁锢。直到朱棣登上皇位后，才下令释放了朱橚，并官复原职。
    朱橚回到开封后，为了讨朱棣欢心，立刻组织人员编排歌舞，歌颂朱棣的文功武德。接着，朱橚到南京朝拜，又献上传说中的瑞兽驺虞。朝中文武百官纷纷上奏章，认为朱棣的功德感动了上天，于是天降祥瑞。朱棣龙颜大悦，大大赏赐了朱橚。
    但是好景不长，朱棣坐稳江山后，也有了削藩之意。朱棣借口黄河有决口的危险，有意将朱橚改封至洛阳，但被朱橚以河防已整修过为由一口回绝。朱橚的态度令朱棣大为不满，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月，有人指控朱橚谋反，朱橚在次年二月被召到京城。朱棣把这件事告诉他，朱橚“顿首谢死罪”，朱棣也表示不再追究。朱橚回到封国后，主动把自己的三护卫献还朝廷，以表忠心。朱橚等诸位藩王交出了三护卫，基本上被剥夺了朱元璋赐给藩王的军事权力。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增加周王岁禄至两万石。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朱橚去世，谥号“定”，史称周定王。
    垂悯百姓：研究医药建树颇丰
    虽然朱橚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始终没有大的建树，但他在医药学、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却留名青史。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在就藩开封初期，中原一带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朱橚组织人员编写了一部《保生余录》，收录了当时可以充饥的野菜，并对各类药品进行了分析研究。
    被贬到云南后，朱橚没有消沉。云南号称“烟瘴之地”，环境独特、疾病多发，许多人因病无法医治而死，朱橚垂悯边鄙之民，认为云南有太多疾病，是因为地处乌沼之地，环境湿热，利于疾病流行，而且贫民多，许多人没有饭吃，便去找荒野的果子，甚至扒食路旁的树皮。朱橚组织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一书，全书4卷，有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府自制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 因其方便实用，深受医家重视。
    回到开封后，朱橚继续投入到医药研究中。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由他亲自订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普济方》问世。《普济方》是我国古代中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被认为是“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的巨著，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人、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在编撰形式上，《普济方》不仅对各种疾病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有相应的方剂和治法。更难能可贵的是，《普济方》搜罗广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为后人  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奠定朱橚历史地位的是他组织人员编著的《救荒本草》一书。《救荒本草》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刊刻于开封，是一部专讲地方性植物并结合食用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
朱橚深知编著方书和救荒著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朱橚学神农尝百草，辨别草药，他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朱橚采集实物标本，初步筛选出400多种植物，并将这些可食用植物的名称、生长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进行详细描述。朱橚还特地请画师将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救荒本草》不仅是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专著，而且是15世纪初期植物学研究工作记录的典范，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药物学、农学、营养学的内容。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在记述的400多种植物中，近2/3是以前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易读易懂。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无论是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方便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朱橚建有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可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比如在“救饥”项下，提出对有毒的白屈菜加入“净土”共煮的方法以去除其毒性。这与1906年俄国植物学家茨维特发明的色层吸附分离法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因此，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
    名垂青史：朱橚著作影响海内外
    朱橚在学术方面的建树意义重大，至今仍有着重要影响。
    朱橚编撰的《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其受医家重视的程度。他领导编纂的方剂学巨著《普济方》，是一部中医药方集大成的鸿篇巨制，后人评价该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济方》曾两次刊行，足见其价值。在朱橚过世100多年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其中的方剂就特别多。
    在朱橚所有的著作中，《救荒本草》对世人的贡献是最突出的。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救荒本草》则是开拓了研究新领域。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赋税均比较繁重，加上灾害频繁，劳动人民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在元代，统治者实行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中原以及南方地区的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亟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科学的发展也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
《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它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因此在国内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数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纷效仿，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李时珍认为《救荒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
《救荒本草》原书两卷，该版本目前已失传。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救荒本草》在山西太原进行第二次刊刻，即今流行的最古刻本，传刻时分为4卷。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开封人陆东又根据第二次刻本进行重刻，徐光启曾把本书合文收入他的《农政全书》荒政部分。在本书影响下，明清两代先后有10部救荒著作问世，如王西楼的《野菜谱》、周覆靖的《茹草编》、鲍山的《野菜博录》等，《救荒本草》的内容被大量摘引。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还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本书对今天野生植物的开发利用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以内容实用、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鲜明优点博得了日本学者的青睐和强烈关注。日本学者冈西为人表示，《救荒本草》在日本德川时代曾受到很大重视，当时有关的研究文献达15种。 1716年，日本学者松冈恕从《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草》，专门对之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1799年，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 《救荒本草》后，以其为蓝本对松冈恕的版本进行正误补遗。1842年，日本学者又编著了平易简明的《救荒本草启蒙》14卷，共4册。
    《救荒本草》的广为传播引起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著作。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以便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救荒本草》以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对朱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