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审过哪些案件
    说到包公，所有的朋友都会想到判案。
    1993年版《包青天》拍了200多集，2008年版《新包青天》拍了60多集。《元曲选》收录公案剧目19种，其中包公戏占了11种。明朝万历年间的《百家公案》总共99回，每回都是包公判案。明末清初刊行的《龙图公案》整整100回，讲的也全是包公判案。现代舞台上演绎的包公戏，诸如《铡美案》《打龙袍》《乌盆记》《赤桑镇》《铡包勉》《探阴山》，无一不是包公判案的故事。
    但是，包公在开封府尹的职位上只1年零几个月，就算他不吃不喝不睡，每天24小时都在审案，也审不出一部200多集的《包青天》。假如开封府真的有那么多冤案等着包公去审，就算包公不累死，在开封生活的老百姓也会被吓死了。
    还是胡适先生说得好：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如果您觉得胡适的表述不够浅白，再来听听清代的说书先生怎么解释：
    愚下所说的这一部《龙图公案》，通是胡诌。怎么能一天一天的书馆里说书呢？列位自想，包公有多少真事？不过是没枝儿添枝儿、没叶儿添叶儿就是了。玉昆三爷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呢，问问他哪一句不是胡诌呢？只要诌出理来，就是好书。
    评书大家石玉昆说了一辈子的包公案，最后结集为长篇侠义小说经典之作《三侠五义》，但他所讲的，都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艺术作品就是这样，只要您编的故事够好看，那就放心大胆去编好了。
    抛开文艺作品不谈，历史上的包公究竟审理过哪些案件呢？我从《宋史》《仁宗实录》《孝肃包公墓志铭》及宋代文人笔记中统计了一下，非常少，明确记载的只有这么几宗：
    宋仁宗景祐四年，包公在安徽天长县做知县，有一户农民家里的耕牛不知被谁割去舌头，向包公报案，包公通过巧妙谋划，找到了作案人。
    宋仁宗皇祐二年，开封平民冷青胆大妄为，冒充皇子，开封府官员不辨真假，将冷青赶出了开封。当时包公担任监察院长（知谏院），临时奉旨查办此案，审明了冷青的真实身份。
    宋仁宗嘉祐元年腊月或嘉祐二年的上半年（材料记载不一），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有人拿着欠条起诉某位高官，说他欠钱不还，包公当堂判决，让高官偿还了欠款。
    同样是他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有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人喝醉了，怕藏在袖子里的金子丢失，交给另一个人保存，次日酒醒去要金子，对方竟然矢口否认。这个人非常生气，去开封府告状，包公通过巧妙谋划，帮这个人讨回了金子。
    仍然是他担任开封府尹期间，一个名叫章惇的青年进士没有廉耻，跟叔叔的小妾通奸，被人发现，怕挨打，跳墙往外逃，一脚踩到墙外一个老太太的头上，把老太太踩伤了。这个老太太去报案，包公罚了章惇一笔钱。
    我把以上案件分别简称为“盗割牛舌案”“冒充皇子案”“欠钱不还案”“醉酒失金案”“章惇通奸案”。掰指头数一数，总共5宗，其中“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审理的案件只有3宗。
    另据明朝嘉靖年间修撰的《池州府志》，包公在安徽池州做官时还审过两宗案件，一是“辨浮江尸”，二是“辨瘗僧冤”。具体案情如何，志书里没写。或许是包公从江面上飘来的一具无名尸体发现蛛丝马迹，审明了一宗冤案；或许是某位僧人做好事，义务掩埋无主尸体，结果被人当作杀人藏尸的凶手送进大牢，幸亏包公英明神武，替他辨明了冤屈。这两宗案件在包公墓志铭和宋人笔记中从未记载，却出现于包公死后500年的志书之中，很可能来自民间传说，将别人审过的案件附会到了包公头上。
    读者朋友千万要注意，虽然到目前为止，可以采信的只有“盗割牛舌案”等5宗案件，但绝对不表明包公只审过5宗案件。他老人家半生为官，审过的案件肯定不止这些，只是信史中记载的太少罢了。
    包公判案有绝招
    前文说包公受理“盗割牛舌案”，通过巧妙谋划找到了作案人，他是怎样巧妙谋划的呢？
    说穿了很简单。
    包公对哭哭啼啼的报案人说：“别伤心了，反正你的牛没了舌头，吃不成草料，活不了几天了。你听我的话，现在回家去，把那头牛杀掉。”报案人不得不照办，回去把牛宰了。第二天一大早，包公刚刚升堂，就有人跑进来向他举报：“报告大老爷，我家邻居某某某私宰耕牛，您应该派人把他抓起来！”包公一拍惊堂木：“呔！原来某某某的耕牛就是被你割了舌头！你割掉人家牛舌头，又举报人家私宰耕牛，是不是跟人家有宿仇啊？”这个进来举报的家伙吓了一大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乖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现代读者可能看不懂，我来解释一下包公的判案逻辑：
    一个人偷偷割掉别人家耕牛的舌头，而没有偷走整只牛，那一定不是为财，而是为了泄愤。谁会通过割牛舌这种手段来泄愤呢？一定是跟牛主人有仇的人。谁跟牛主人有仇呢？不知道。那么好，设下一个计谋，让这个仇人主动现身。
    怎样才能让这个仇人主动现身呢？只需要让牛主人杀掉耕牛。众所周知，古代官府重视农耕，禁止民间私宰杀耕牛。如果牛病了、老了、不能耕田了，确实需要宰杀，也得提前向官府申请，得到官府的许可。现在牛主人没有得到许可，私自宰杀耕牛，犯了禁令，仇人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到官府举报，让官府惩罚牛主人，这样才能彻底泄愤。
    包公的逻辑其实是有漏洞的。
    一个人偷割牛舌，未必是为了泄愤，也可能因为嘴馋，想吃爆炒牛舌，所以才伤天害理，割了人家的牛舌头。一个人到官府举报邻居私宰耕牛，未必是为了报仇，也可能是他原则性强，见不得别人违反禁令。也就是说，偷割牛舌的人和报官检举的人，未必是同一人。
     即使存在这样的漏洞，但仍不妨碍包公行使他的计谋——反正牛舌头已经没了，牛早晚是死，宰就宰了吧。假如此计引不出作案人，也没有任何损失，继续想办法就是了。
    前文还提到“醉酒失金案”：两个人喝酒，醉酒的一方将金子交给另一方保存，另一方矢口否认，拒绝归还，包公巧设机关，找到了另一方吞没金子的证据。包公到底设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呢？
   《孝肃包公墓志铭》有记载：
    公密遣吏持牒，为匿者自通，取诸其家。家人谓事觉，即付金于吏。俄而，吏持金至，匿金者大惊，乃伏。
     包公将原告与被告喊到堂上，然后让官差拿着公文去被告家里，对被告的老婆说：“你老公吞没人家的金子，经包大人一审，他在大堂上承认了，现在包大人让我来起赃，你快把那锭金子拿出来吧！”被告的老婆信以为真，将金子交给了官差。包公拿到金子，让被告跪到近前，再一拍惊堂木：“呔！你这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你不是说没拿人家的金子吗？看我手里这块黄澄澄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刚才从你家里找到的！”被告大惊失色，无言可对，只好承认了吞没黄金的事实。
     包公在这宗案件里有没有逻辑漏洞呢？当然有。宋朝尚未出现精密的指纹鉴定技术，只能用清晰可鉴的手印进行粗略比对，譬如辨别十根手指上共有几个“簸箕”几个“斗”，与手印是否一致。被告老婆交出的黄金上面肯定残留着指纹，可是凭借当时的技术，肯定分不出哪个指纹属于原告、哪个指纹属于被告，怎见得被告家里的金子就一定是原告的金子呢？而且从现代法学角度来讲，包公让官差去被告家起赃，欺骗被告老婆，本身就属于诱供，通过诱供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是不能采信的。
    不过我们不能对包公要求太严，毕竟他是古人，古代中国的法律根本没有诱供之说。古代中国的法官与地方官常常是同一人，既管审案，又管刑侦，要抓捕嫌疑犯，还要处理许多财政事务，有时甚至带兵，例如省级司法长官“提刑使”就有带兵权。职权如此庞大，事务如此繁杂，审案只能从快从简，不可能旷日持久地寻找证据与核查证据。再说了，古代没有摄像头，没有通讯记录，没有信用记录，没有开房记录，证据非常难找，许多案件只能通过哄骗、诱供、恐吓与刑讯，通过这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极不正当的问案方式，让犯罪嫌疑人自己承认罪行。
    千万不要说古代中国太野蛮，同时期的欧洲还在搞“神判法”那一套呢！被告有没有罪，法官不知道，让神来决断。命令被告把手放到开水里，放到油锅里，放到狗熊嘴里，或者将被告捆起来往河里扔，或者让原告与被告决斗。被告毫发无伤，那就无罪释放；如果被告伤残或者死掉，说明他有罪。有罪怎么判？还需要接受刑罚吗？完全用不着了，神已经惩罚过了。跟野蛮黑暗的欧洲比起来，中国法官判案的文明程度其实更高一些。
    而在古代中国的法官当中，包公问案的文明程度尤其高。从我们看到的案件来看，无论是“盗割牛舌案”“醉酒失金案”，还是“欠钱不还案”“章惇通奸案”，都没有刑讯逼供的迹象。
    既不动刑具，又缺乏证据，还想搞清真相，给出尽量公正的裁决，包公必须煞费苦心。审“盗割牛舌案”，他用计谋让作案人跳出来；审“醉酒失金案”，他用计谋让被告家属交出证据。他的计谋可用4个字来总结，那就是“引蛇出洞”。
    包公并不总是铁面无私
    包公在审案时，并不总是铁面无私，他也有徇私的时候。就拿“章惇通奸案”来说，章惇跟长辈的小妾通奸，还踩伤别人，包公只是判处罚金，算不算徇私枉法呢？
    北宋法典《宋刑统》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杖一百。”男女通奸，各判一年半徒刑，各打一百大板。
    《宋刑统》又规定：“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谓之内乱。”与堂祖父、祖父、堂叔父、堂伯父、父亲、外祖父、舅父等长辈的小妾通奸，谓之“内乱”。内乱、欺君罔上、反叛国家、不孝父母、恶性杀人，都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应该从重判处，不许减刑，不许赦免，更不许用罚金来代替刑罚。
    章惇与人通奸，本应判处徒刑1年半，打100大板。而他通奸的对象又是“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属于十恶不赦，更应从重判处，例如判处徒刑两年，打120大板。包公不但不重判，反而轻判，一不判徒刑，二不打板子，仅仅罚金了事，是不是徇私枉法？坦白讲，真的是徇私枉法。
    章惇字子厚，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长得很帅，性情高傲，后来管过民政，管过财政，带兵平定过湖北叛乱，是一个特别有才干的人。王安石变法，章惇做副手，帮忙出谋划策，很受王安石的器重。王安石下野后，他接班当宰相，虽说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到处树敌，但在军事上很有办法，吞并了吐蕃后裔唃厮啰部，收复了被西夏占领的一些疆域。
    包公担任开封府尹的时候，章惇还是毛头小伙，尚未崭露头角。但是包公跟他父亲章俞的关系很好，大家同朝为官，不便让同僚的儿子受刑，更不想将此丑事张扬得满城风雨。所以，包公包庇了章惇，稀里糊涂结了案，只让他拿出一笔钱，赔偿那个被踩伤的老太太。
    包公包庇章惇一案，出自司马光的记载。司马光言简意赅：“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所谓“不复深究”，正是徇私枉法的委婉说法。那么包公判案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被章惇或者章惇的父亲收买呢？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按照包公的秉性，他这次徇私，为的绝对不是财，而是同僚的脸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的脸面。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宋朝官员判案，有时会觉得他们脑子有病。
    南宋有一个非常无耻的老人，对儿媳耍流氓，儿子到衙门控告，地方官竟将儿子打了100大板，理由是“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只有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当爹的可以不慈，当儿的不能不孝，即使父亲对媳妇耍了流氓，也应该隐瞒父亲的恶行，将妻子赶走，让父亲没机会继续耍流氓。请问诸位朋友，您听说过如此混蛋的逻辑吗？但是这个逻辑却堂堂正正载于南宋判案精选集《名公书判清明集》，宣扬这个逻辑的法官是南宋名臣胡颖。胡颖跟包公一样是个清官，学问很大、威望很高、政绩很多，观念很封建、逻辑很混蛋。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还有一个案例：某举人与邻居家的童养媳通奸，致其怀孕，邻家告上衙门，却遭到举人同胞兄弟的殴打。您猜法官是怎么判的？那个与人通奸的举人本应判处徒刑，但他是举人，所以免予刑罚，派衙役扭送到府学，让校长打他20荆条，警告他不要再犯。举人的弟弟殴打原告，本应判处杖刑，但他是替哥哥出头，“以爱兄之道”，无罪释放。举人犯罪就能免除刑罚，为兄长出头就能随便打人，北宋法典《宋刑统》没有这样写，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也没有这样写，堂堂父母官怎么能不尊重法律条文呢？怎能按照自己的混蛋逻辑胡乱判决呢？
    事实上，宋朝官员并不认为这样的判决是徇私枉法，因为他们都是儒家门徒。在儒家门徒特别是理学门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封建礼教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话说：“吾辈听讼，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父子之间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扬的礼俗可以掩盖事实，法官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典，遵循《论语》和程朱著作就可以了。
    包公包庇章惇之时，肯定不认为自己是在徇私枉法，他依然正气凛然，依然铁面无私，因为他维护了另一套正义——儒家的正义。好多学者都说包公是法家，但是从“章惇通奸案”来看，包公身上散发出了浓浓的儒家气味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