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春天，39岁的包拯再次来到东京开封，朝廷派遣其为天长县知县。包拯任何权贵都没有拜谒，直接就去赴任了。在来开封之前，包拯写了一首言志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仓充鼠雀喜，草尽虎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不但表明了包拯刚正不阿的立身之道，也表明了包拯要为黎民百姓谋福利的志向。前面说过，包拯不是文艺青年，写不出那种意境秀美的诗句，但包拯一身正气，写出的诗自有另一番景象，让人看了肃然起敬。记得上世纪80年代，河南电视台播出的由亢君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包公》，就是以此诗为主题曲的。
    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端州做了三四年知州的包拯奉调回京，被朝廷任命为殿中丞。不久，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像包拯这种正直无私的人做监察御史是再合适不过了。
    包拯敢于直言，人莫敢犯。位于朝阳门内的上清宫失火，烧得只剩下一座寿星殿。仁宗皇帝想重修，包拯坚决反对，耗费人力物力修这样的建筑有害无益。由于包拯的坚持，此宫的重修计划被搁浅。
    提起包公陈州放粮的传说，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包公并没有到陈州放过粮。为何会有这个传说呢？原来，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包公确实为陈州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庆历三年腊月，天气特别寒冷，京城开封及陈州等地下了大雪。老百姓又冷又饿，过冬的麦子由于气温过低，生长也受到了影响。也许是冬季雪下得太多，到了次年春夏之交，反而不见一滴雨水。陈州知州 见状，知道丰收无望，就上疏请求朝廷减免陈州的支移和折变。
    所谓支移和折变，实际上也是赋税的一种形式。支移，就是让百姓长途跋涉，把赋税交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这样实在太不方便。于是，朝廷就想了个办法，让百姓把应交的实物折变成钱。
    京西转运司把陈州的支移免了，折变却没有免；不但没免，反而变本加厉，任意盘剥百姓。百姓苦不堪言，真可谓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对京西转运司的胡作非为非常气愤。他上疏朝廷，为陈州百姓仗义执言。正因为有这件事情才产生了包公陈州放粮的传说。
    那么，包公到底去没去过陈州呢？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包公没有去过陈州。另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包公去过陈州，虽然没有放过粮，但去查访过。理由是包公的奏折中有“臣访闻”字样。既然访闻，就是去了陈州。但访闻也有各种方式，去陈州是访，在京师找相关人员询问也是访。所以，包公去没去过陈州，仍然是一个疑案。
    在庆历新政中，包拯也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正直品质。庆历新政的推行者是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石介等人，反对者是夏悚、王拱辰等人。从一般的人际关系准则来看，包拯曾经受过王拱辰的举荐，理所当然地要站在王拱辰一边。一开始，包拯确实没有摸清情况，所以保持了沉默。当然，也可能包拯看出了端倪，但内心有过犹豫和争斗。但包拯毕竟是包拯，为国为民的大义终于战胜了私情。在范仲淹、欧阳修受人攻击时，他大胆地上疏辩解。在庆历新政的推行者遭到处罚时，他出来为他们鸣冤。
    包拯除了当监察御史，还当了一回外交官。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朝廷派包拯出使契丹。包拯的身份是贺正旦使。
    契丹方面知道宋廷派包拯来，是想长一长宋人的志气，灭一灭契丹的威严。契丹人也针锋相对，处处刁难。包拯等人一进契丹国界，契丹人就炫耀武力，搞得杀气腾腾。这点小诡计岂能吓得住正气凛然的包拯。包拯对此只报以轻蔑的冷笑。到了契丹首都燕京，契丹人不把包公引到国宾馆，反而引到荒凉、偏僻、破旧的神水馆。夜里，又派人装神弄鬼地闹腾了一夜。包拯等人神态自若，该干什么干什么。契丹人自觉无趣，也就乖乖地收了场。
    契丹人无事生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然胡说宋朝的雄州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为了方便奸细出入，好刺探燕京虚实。包拯经过调查，发现雄州并没有新开城门，对契丹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指出两国都要遵守盟约，不要故意制造事端。说得契丹人也不得不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