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后期，国力日渐衰弱，原来臣服的方国(部族国家)相继发动对西周中央政权的侵扰。周厉王坐镇洛邑调集军队，击退噩国和淮夷军队的进攻，还亲自率军反击其他小部落的袭扰，虽然暂时稳固了西周政权，但因后期一系列措施失当，导致“国人暴动”发生。
    征伐叛乱 稳定政权
    西周经过周成王、周康王等几代帝王的治理，国力日渐强盛，但到周厉王姬胡统治时期，颓势尽显。原来臣服于西周的噩国(今河南南阳东北部一带)，看到西周统治渐衰，发动叛乱。噩侯联合淮夷和东夷，出兵进攻西周的东部和南部国土，一度打到洛邑附近。
    面临严峻形势，周厉王立刻调集西六师、殷八师，企图夹击并一举击溃叛军，但因西六师、殷八师畏惧不前，形势对西周军队十分不利。最后，西周将领禹指挥战车和步兵奋力拼杀，终于将叛军击败。
    噩国被击败后不久，居住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再次发兵进攻西周政权。周厉王命虢仲率军反击，未能取胜。淮夷军队由此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长驱直入，逼近洛邑。周厉王坐镇洛邑，周军从洛水上游向淮夷军队发动数次反攻，将淮夷军队击溃，周军还解救出了一些被淮夷军队掳去的西周百姓。
    经过上述战斗，西周暂时稳定了政权，周厉王趁机扩大战果，亲自率军抗击位于南方的濮、位于西北方的猃狁(xiǎn yǔn)等部落的侵扰，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让西周得以进一步延续的同时，也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战争史话》主编张宪通介绍，西周后期，不少诸侯非但不朝见进贡，反而趁火打劫发动叛乱，让周王室的收入日益紧张。周厉王统治下的周军虽取得了一些平叛战争的胜利，暂时稳定了政权，但战争同时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加剧了财政危机。
    与民争利 埋下祸根
    为解决财政危机，周厉王实行了与民争利的政策。
    该政策即将山林川泽收归周天子直接控制，百姓无论采药砍柴，还是打鱼狩猎，均需缴纳赋税。
    据《史记》记载，周厉王在好利的荣夷公鼓动下推行此政策，大夫芮良夫曾进谏说：“荣夷公喜欢独占财利，却不知大祸临头。财利，是从百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有人想独占它，祸患就多。天地间生成的一切事物，人人都可以分享，怎么能一人独占呢?一人独占必然招致天怒人怨，荣夷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吗?作为君王，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群臣百姓，使天神、民众和万事万物都能得到应得的一份……普通人独占财利，人们还称他为盗贼，一个君王这样做，归附他的人就会减少。”
    对这些意见，厉王没有采纳，仍然重用荣夷公。
    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不少百姓私下指责周厉王，周厉王派人监视指责他的百姓，发现就杀，导致百姓不敢说话，“道路以目”。
    面对危机重重却仍沾沾自喜的周厉王，召公说出了那段广为人知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不听劝谏的周厉王最后自食其果：“国人暴动”发生，周厉王逃到彘地，最后在那里郁郁而终。
    改革经验 弥足珍贵
    后世学者多从民生角度出发，指出周厉王无视谏言甚至堵塞言路，最终导致失败。但也有学者表示，周厉王能够调动军队发动平叛战争，统治力不容小觑，能让周厉王“出奔于彘”的人，恐怕不是普通百姓。
    仔细阅读史料，会发现“国人暴动”中所谓的国人，其中有很多贵族，如《史记·周本纪》提到“三年，乃相与畔(叛)，袭厉王”，其中到底是哪些人“相与”语焉不详，而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则透露了一些细节：“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
    里面的“公卿”显然是贵族，那么为何作为西周政权重要支撑的贵族也不支持周厉王呢?
    原因还在于一系列改革措施，损害了贵族的经济利益：西周实行分封制，诸侯管理自己的封地，并向周王室朝贡。因为耕地有具体统计数据，周王室得到的粮食朝贡相对稳定，但山林川泽的产出并不好统计，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山林川泽的产出绝大部分落入了诸侯手中。周厉王为缓解财政危机从诸侯手里“夺食”，引起贵族不满。此外，起用新臣加强王权，也损害了贵族的政治利益，贵族因而群起赶走周厉王。
    李仕权在《改革的教训：打捞中国历代沉没的改革》一书中指出，周厉王为了扭转西周江河日下的残局，大刀阔斧地实行全面改革，他虽然果敢刚毅，却缺乏政治智慧，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在分封制下，周厉王没有同盟军，既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打败反对他的贵族，也没有足够的财富去补偿利益受损的贵族，因此其失败是迟早的、注定的，也因无同盟军，周厉王在被放逐后无法东山再起，改革以失败告终，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