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北京颐和园的人，大概都见过十七孔桥东侧的昆明湖东堤上，有一尊铜铸的卧牛。它头西尾东，与真牛大小一样，造型生动，形态逼真，据说是用来镇水的。无独有偶，在沙澧河畔郾城西门外的河堤上，也有一尊卧牛，只不过它是铁铸的，头西南尾东北，造型同样生动逼真。它有一个响亮的名讳：镇水铁牛。
    两尊金属铸就的牛，一个在京城，一个在郾城。查史得知，京城的那头牛是乾隆15年（1750年）清廷造颐和园时铸造的，郾城那头牛是道光9年（1829年）知县马应宿授命建造的。两头牛的问世相差近80年，却是为着同一个目的：镇水。京城牛，镇的是昆明湖之水；郾城牛，镇的是沙河之水。看来，乾隆与马应宿，这君臣二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以牛镇水，远古就已有之。据说，当年大禹治水，每治好一处，就铸造铁牛一头，沉入水中，以防洪灾再生。乾隆题写在颐和园那头牛身上的“铜牛铭”就印证了这一点：“夏禹治水，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只是到了唐朝，铁牛沉水的做法改成了铁牛立于岸边。马应宿肯定知道这一改变，再说了，颐和园的铜牛不也是立于堤岸上嘛，皇上都这么做了，马知县自然要效仿，于是，郾城的铁牛也就神气活现地立在沙河大堤上了。
    就在前几天，为了写这篇小文，我又一次走近了铁牛。我打量着它，抚摸着它，感到它除了没有京城铜牛华贵之外，其造型、神情都与京城铜牛别无二致。我移身与铁牛保持同一视线，向前眺望，不远处正是107国道上的沙河大桥，那刚好是一个河湾，宽阔的清流从桥下通过，欢跳着向铁牛脚下的堤岸奔来。我调转身子，与铁牛正面相视，见它两眼瞪得很大，对水流似有警觉之意。只是当我继续与铁牛对视的时候，又觉得它的眼中、它的面情、它的通体似乎还有着一种散淡的悠然。我揉揉眼睛，细细地审视着铁牛，并且从牛的头部，轻轻地，抚摸至它滚圆的屁股，这种“对立”的感觉更强烈了。我突然想到了老子的“为而不恃”，想到了老子的青牛，难道马应宿造铁牛时与骑着青牛的老子有过心灵感应？要不然……呵呵，我不禁为自己的胡思乱想哑然失笑。但我还是觉得，铁牛一定寄托了某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镇水之牛，究竟该立在哪里，古人各有盘算。只是我想，若沉入水中，被水包围，那镇水之威、之力怕是会锐减的。大禹也许“慈”大于“威”，不想对“水怪”太过暴烈，于是一任铁牛沉水了。唐朝人改变了观念，万邦来贺的盛世提升了他们的心理高度，使他们体悟了身在高处的能量和神秘的象征意义，于是，一声令下，那沉水的铁牛从此挺身于高岸。不过，沉水也罢，立岸也好，古人为什么认为牛能镇水呢？
    我首先想到了远古时期，人类对于牛的图腾崇拜。混沌初分时，是老鼠先咬开了天，牛勇猛地又辟开了地，然后才有了人和万物。在人类心目中，牛勇猛善良，力大无比，是神灵的化身。《山海经》中就记载有许多人面牛身的神灵形象。以此来看，说牛能镇水，似也说得过去，但总觉得有些大而不当，缺乏针对性具象。为什么不让龙去镇水呢？龙是管理江河湖海之神，能上天，能入渊，岂不是更能镇水，为什么不用呢？兴许吧，龙的存在不够真实，而牛才是人类实实在在的伙伴，所以舍龙用牛。由此，我又想到了人类对一些牲畜的比喻性赞美，比如古人设教，常以四种牲畜引发出忠孝节义：第一便是牛，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临了还受一刀，是为忠；第二是羊，羊有跪乳之德，是为孝；第三是马，不仅老马识途，还“好马不吃回头草”，很有节气；第四是狗，看门守夜，急难时勇于救主，是为义。这四种动物，哪个都是人类生活的好伙伴，为什么独独让牛去镇水呢？难道就因为牛的忠诚？可是，马除了有节气，忠诚亦可嘉，而狗更是忠义两全的动物。
    中华文化实在太博大、太丰富了，笔者还是在友人的指点下，才明白了古人用铁牛镇水的确切原因，原来与“五行”学说相关。混沌初分，既然是牛开辟了地，那牛就代表了大地，是乾坤中的“坤”，坤的五行属土，而土是能克水的。再者，铁牛或铜牛，都是金属牛，五行为金，金生水，取母子之意，子是不敢也不会与母斗的。这二者，一是克着，二是恩着，恩威并用，牛的镇水之威自然就无可比拟了。古人的创意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不具备今天才有的科学性，却蕴含了对大自然的思辨色彩。在我看来，“五行”是一个载体，其间，地与天、实与虚、物化与意象，互动交触，相反相成，演化并寄托了人类征战大自然的不懈努力和美好愿望。
    其实，牛能不能镇水，今天看来无关紧要，但重要的是我们的先祖把牛放到了一个独当一面、可以叱咤风云的位置，这是人的英雄情结在牛身上的投放。为什么投放于牛而不是其他动物？那是因为在千百年的农耕社会中，牛是人类生活的可靠支撑。它不仅可耕，还可驭、可乳、可食。那么马呢？比牛少了可乳；羊呢？比牛少了可耕、可驭；狗呢，只能食之矣。而且牛的勤劳与忍辱负重也是其他动物无法相比的，它吃的是草，奉献的却是“奶”，人类心甘情愿地强化它的能量存在。也许正因为这样，汉代名相丙吉走在路上，见杀人却不管，见牛喘，却要停下来问个端详。人问之，何故重牛轻人？丙吉回答：“杀人自有地方官去管，而牛喘却事关农事……”（汉书《丙吉传》）。同样的原因，唐朝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一经问世，就“牛鸣”惊人，立时传遍朝野并影响后世，其间多有名人收藏和诗赞。那乾隆皇帝本就爱好题诗，亦曾在《五牛图》上留下墨迹：“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龅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后来，此画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归祖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五牛图》的回归也曾作过重要批示。一幅画作，如此引入关注，自然是因为韩滉画得好，但谁又能说不是因为牛本身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与地位呢？当鲁迅先生说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时候，其实已经昭示出牛的可贵精神和厚重形象了。
    牛的可爱、可敬不容置疑，沙澧河畔那尊镇水铁牛迄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人们并不因为它没有镇住频发的洪水而“苛责”它，相反，由于它的存在，反而平添了许多“牛不扬鞭自奋蹄”的自觉。当沙澧河畔有了后来因牲畜贸易而取名的“牛行街”、有了城市建设中率先打造出来的“犇牛”街景的时候，其正是沙澧人民对牛的敬意的绵延。这看似偶然的一街一景，却深藏着人们情感记忆的必然。正是这种必然，催生了沙澧河畔翻天覆地的今日巨变。
    以牛镇水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沙河岸上的铁牛与昆明湖畔的铜牛依然在遥相呼应。作为文物，它们至今栩栩如生；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们始终在诉说着混沌初分时的中华神话，诉说着华夏儿女防洪治水的中华智慧，诉说着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勤劳与自信。颐和园的雍容华贵与沙澧河畔的时尚俏丽，因为有这两尊“大地之牛”，而显得古风盎然，平添了许多幽情、许多故事。
    是的，我们不能没有故事。老子骑青牛的故事，孔子坐牛车的故事……可这只是故事的起点，遥望未来，故事全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