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上一些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和英雄等一系列问题，他明确要求“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他更强调指出：“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 ‘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在学习这篇引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时，笔者总是想到一个人和他的文学主张。他就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圣明有道：仁宗下诏去浮华
    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从道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文艺创作要做到文道统一，这个主张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价值观。但纵观历史，割裂二者统一的文病始终不绝。六朝骈文，用字绮丽、对仗工整、韵律和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但因专尚骈俪、堆砌辞藻、重文轻质，最终走向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歧途。自晚唐至五代，“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片面追求形式，以绮靡浮艳为能、庸俗低下的骈丽文风再度兴起。
    北宋立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文风也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主宰文坛并盛极一时的“西昆体”诗派，其作品虽然在内容上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由于一味模仿，其骈文险僻晦涩、浮华绮艳、典故充塞、华而不实；诗歌延续晚唐五代诗风，局限于馆阁唱和，脱离社会现实，因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真情实感，内容贫乏空虚。杨亿更是“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西昆体”风行一时，积弊甚深，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真宗下诏，对“侈靡滋甚，浮艳相高”的“西昆体”发出警告。后来对“西昆体”的抨击又矫枉过正，高谈虚论、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又风行一时。“太学体”泛滥于太学，涉及北宋高等教育、科举考试和人才选拔，绝非小事。
    在位40多年、亲政30余年的宋仁宗，开创了北宋盛世之治，经济繁荣、文教发达，可谓“圣明有道”。在文德之治上，为选拔真正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仁宗进行了科举改革。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下诏曰“科举试三场，先策，后论，第三试诗赋，通考为去取”，并提出“以直言召人”。此前北宋科考，基本沿袭五代，文章多偏爱辞藻华丽浮靡而内容空洞无物的时文，正如欧阳修所说：“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宋仁宗科举改革，必然涉及如何评价士子们科考文章的文风问题。在此问题上，仁宗的一系列诏书同样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仁宗两次下诏。《诫进士作文无陷浮华诏》曰：“设科取士，务求时俊……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镌。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诏令直指“浮华”之弊，明确提出为文要“以理实为要”的原则。在《令礼部申饬学者毋为浮夸靡曼之文诏》中，仁宗又曰：“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会粹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为革除文风之弊，仁宗下诏从科考入手，对于当时“无益治道”文风的批评毫不客气。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再诏谕辅臣：“近岁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诏书不仅再次批评当时进士“诗赋多浮华”之风气，而且再次强调了策论的重要性。仁宗的用意十分明确，那就是能够通过科举选拔出经世致用的人才。
    庆历四年，范仲淹等人多次上疏“兴学校，本行实”，并提出“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尽其才”，仁宗诏来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群臣商议。就在这一年，仁宗又下诏曰：“士有纯明茂材之美，而无文学作成之法，其饬身立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无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此诏是对范仲淹等人谏言很好的回应：科举考试要革除“不肖之人杂而并进”的弊病，给那些具有“纯明茂材之美”的人提供空间。仁宗接二连三下诏整顿文风，可谓用心良苦。
    仁宗对文风的整顿收到了很好的实效，对此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说：“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当然成绩的取得，除了仁宗自上而下的文治之功外，更离不开一批有识之士的呼应和支持，这其中就有“文章太守”欧阳修。
    文与道俱：欧公主张转文风
    欧阳修（公元1007 ～公元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政治家、文学家，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北宋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一起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仁宗天圣七年，欧阳修来到京师，在接下来的几场科考中，他成绩优异，自此开始了其40年的为官生涯，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与宋祁等合撰）。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作为北宋文坛宗师，欧阳修针对北宋文风之弊，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高举古文革新大旗，领导了著名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他特别注重道对文的主导作用，把道视为文章的核心，道为本，文为末，强调文人不能溺文而轻道。对于舍本逐末的做法他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批评。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他说：“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写文章离道，巧词为华、张言为大，其结果必然导致思想枯竭，以至于屈曲变态、随时俗所好。欧公生动刻画出了这种文人的可怜、可悲之像！
    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公又批评道：“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欧公明确指出，道不远人，道关乎百事，就在我们身边。“其所以至之鲜也”，原因就在于“学者有所溺”。“所溺”在何？以文士自居、以作文为职，且“易悦而自足”“弃百事不关于心”。
    在此问题上他不仅批评别人，也反省自己。当年参加科考，为了“取禄仕而窃名誉”， 他也曾随波逐流习作时文。对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他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反省道：“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唯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
    那么如何得道、进而写出好文章？欧公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在《答祖择之书》中他说：“学者当经师，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通过经师、意得、心定、道纯，最终达到“中实文辉”的境界。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他进一步提出“充中发外”的主张：“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心中有道充实，写的文章不仅灿然，而且历久弥新。所以他又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作文必以道胜，“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与张秀才棐第二书》）
    对于欧公的主张，苏轼后来在《祭欧阳公忠公夫人文》中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欧阳修重道，但不轻文，在文道关系上没有走火入魔，陷入一些理学家重道轻文甚至非文的错误中，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提出了“事信言文”的主张：“君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写文章要“表见于后世”，不仅要“事信”，而且要“文以饰言”，富有文采。他自己同样也在创作中实践着这一主张，其创作继承了古代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北宋文学风貌。正如韩琦在《欧阳修墓志铭》中所说：“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
    文运系于国运，文风系于士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虚心学习韩愈、深受韩公影响的欧公，继承并发展了韩愈倡导的文以载道传统，与先忧后乐、心系天下的范仲淹相呼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高举诗文革新运动的大旗，坚决扫荡“弃百事不关于心”“务高言而鲜事实”“道未至而强言”等轻薄为文之习气。他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终结了骈文风靡文苑数百年的历史，让宋代的独特文风蔚然形成，诗文革新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仁宗朝，北宋士人的精神和士风为之一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大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今天，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重温欧阳修的文学主张，不得不说：文与道俱，学习欧公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