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后来的南宋一起，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且增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经济联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外贸易重心 向海上转移 
    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开辟出一条“黄金通道”。如今，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开封全面提高经济外向度、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开封提出以历史鉴知兴衰，从更高层次谋划融入；以开放抢抓机遇，从更广领域加快合作；以改革激发活力，用更好发展支撑跨越；以文化彰显魅力，用更美形象增辉丝路，让北宋时期丝路的东起点再亮起来。 

    “一带一路”战略让开封人的思绪回到千年之前 
    地处中原大地的开封，作为北宋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促进中国与欧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积极作用。汉唐时，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是长安、洛阳。唐朝后期，长安、洛阳屡次遭到战乱破坏，水陆便利的开封迅速崛起。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开封建都。尤其是北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盛，开封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南船北马云集，客商络绎不绝，宋代的开封成了继长安、洛阳之后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集散地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奇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样记载大宋都城的繁华。当时，从开封出发，有3条国际贸易通道：向西，经函谷关出边塞到中亚；向东，渡海到朝鲜和日本；向南，经大运河出海抵达南亚，远至非洲、欧洲。 
    其中，海外贸易通道在北宋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地位表现在海外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沿海港口数量增加，进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和规模扩大。海上贸易逐渐取代西北陆路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重心，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前代，开创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北宋政府，由于与外族的战争，几乎是逢战必败，败而赔款。为了满足大量岁币和皇室贵族奢靡生活的需要，北宋政府对“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放松，开始重视海外贸易。而且，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经过汉朝至唐朝等朝代的努力耕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北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指南针的应用，加之西北陆路受阻，使得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此后，北宋政府陆续在杭州、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长官最初多由知州兼任。宋神宗时期，改设专职人员管理，称为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是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为了招徕外商，宋太宗曾派出内侍，携带诏书、金帛往南海诸国拜访，为海外贸易搭建商业平台，主动购买南海诸国的香料、药材、珍珠等物资，外商也从中国购回丝绸、陶瓷、茶叶等货物，经阿拉伯国家，远销欧洲等地。北宋继续采用唐代蕃坊制度，在重要口岸兴建蕃坊供外商居住，并置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招邀蕃商入贡。同时，设立蕃市、蕃学，供外商交易和子弟求学。在每年十月外商回国高峰期，市舶司还设宴招待、送行。对来华的商船提供维修帮助，对于遇风浪之险的外商给予抚恤。 
    当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大食、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等近60个国家。它们既有汉唐以来来华贸易的老客户，也有此前尚未建立直接贸易的新伙伴。可以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超过唐代，宋朝的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其海外贸易的兴旺繁荣也是其他朝代和当时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当时的广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处处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热闹景象。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300多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201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评价说，宋朝“在思想、文化与科技等方面达到空前的高度，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交流成果丰硕 
    “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美国著名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曾这样评价当时的海外贸易。那么，北宋的海外贸易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 
    北宋时，正是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献记载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只有北宋一方对日的航海贸易活动。当时，对日航线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到博多港，这与唐朝时的渡日南线相同，全程历时约7天。后来，日本平氏家族当权时，直接控制了大宰府（掌对外贸易的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改变了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 
    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回日本，藏于京都法成寺。雕版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影响颇大。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官方往来。北宋政权刚刚建立，高丽就派遣使团到北宋朝贺。与此同时，北宋政府也经常派使者去高丽。宋神宗时期还将两艘新造的豪华船专供来华的高丽使者归国使用。据历史学界统计，宋太宗至宋钦宗期间，高丽遣使来华共53次，北宋遣使到高丽32次。高丽还不断派遣文士到北宋国子监留学，且北宋朝廷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良的还可留在朝廷做官。 
    北宋人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叙述了宣和年间奉诏出使高丽的全过程，以及在高丽所见到的各种山川地理、人文风俗等情况。该书共40卷之多，有300多条关于高丽的介绍。据该书记载，当时从北宋到高丽的海路极为通畅：“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通过如此便利的通道，北宋和高丽开展了频繁的商业贸易和技术交流。高丽输往北宋的物品有服饰类、金银器皿及高丽特产人参、松子、香油等。北宋回报的物品包括精美的朝服、金银器皿、瓷器、漆器、铁器、茶、糖等。民间贸易也很繁荣，见于史载的宋真宗至宋徽宗的120多年间，北宋去高丽做买卖的商人有103批3169人。两国民间贸易的大宗货物，北宋以丝和丝织品、瓷器、手工艺品为主。中国的书籍也受到高丽欢迎，宋代商人李文通一次运往高丽书籍达597卷。宋朝商人有时也将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国的特产香料、犀角、象牙等转运至朝鲜半岛。两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农业方面，棉花从中国传到高丽，是这一时期农业史上的大事。棉花种植在朝鲜半岛的推广，促使棉布成为高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瓷器业和造船业的技术交流也很频繁，宋瓷大量输入高丽，推动了高丽陶瓷工艺发展；宋朝高超的造船技术也对高丽产生了重要影响，高丽造船技术有很大发展，可以造规模大、速度快和战斗力强的战舰。印刷方面，中国雕版印刷品大量传入朝鲜半岛是从北宋以后开始的，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传到朝鲜半岛。 
    与东南亚诸国开展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非常频繁。当时，越南的几个王朝都与北宋政府保持密切来往。北宋输入的商品有草席、瓷器、绢扇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当时流入的。而越南的木棉、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北宋农民的欢迎。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新拖（爪哇西部）、苏吉丹（中爪哇）、三佛齐国等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等。公元992年，阇婆国（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向北宋进贡了槟榔、珍珠等。公元980年，三佛齐国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当时，东南亚许多国家还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 
    在对外贸易中，宋代不断汲取外域精华。宋代科技辉煌是与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分不开的，外域科技文化的引进丰富了宋代科技文化的内涵。宋代对外域科技文化基本采取了兼收并蓄、广纳博采的政策，只要有益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完善，都一概加以引进和吸收。由此可见，正因为宋代善于汲取外域科技文化的精华，才使得宋代科技文化更加完善和丰富。在农业方面，宋代积极引进“番物”，如莴苣、菠菜、番荔枝等。数学方面，阿拉伯国家的代数、几何、三角、历算等数学成就，广泛被宋代数学家吸收和采用。 医药方面，外域的龙脑、乳香、云母、阿魏、五味子、黄连、血竭、没药、白芷等药物大量输入，增加了宋代药物的品种。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外来药物日渐增多，使其传到民间并为医学所用成为可能。宋代方剂中使用外来药物的很多，《苏沈良方》中就有以外来药物表名汤头的，如治痹用丁香丸、治脏腑热冷用木香散、治积滞化气用胸砂丸，而且用这些药物治病效果也很好。文化方面，宋代一方面向高丽输出大批书籍，传播印刷术；另一方面向高丽学习许多优秀的东西，如高丽纸、松烟墨的制造。此外，宋代与高丽和日本在书法、陶瓷、医药等方面也有很多交流。 

    多重因素助推海外贸易 
    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北宋政权建立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随着北宋与周边民族矛盾尖锐化，在雍熙北伐失败之后宋廷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和西夏采取守势，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缩减，加之冗官、冗兵、冗费和每年给辽、西夏的岁贡，使得北宋政府财力枯竭、入不敷出，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广拓财源，弥补国库亏空，能获得丰厚利润的海外贸易日益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北宋朝廷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设立广州市舶司起，相继在各主要港口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事宜，逐渐加强对市舶贸易的管理。这一时期，市舶司虽时置时废，但市舶制度仍趋于完善，至元丰年间，出现了我国市舶制度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则——“元丰市舶法则”。“元丰市舶法则”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朝廷对市舶贸易的直接管辖，同时也保障了民间海商对外贸易的合法化，极大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海外货易过程中，北宋政府鼓励和控制相结合，制定和执行了相对合理稳定的税收政策和抽买政策，既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又能保障外商来中国贸易的利益。 
    北宋政府对于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极大地影响着地方政府与民众，加之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给社会所带来的激烈冲击，促使传统的“义利”“重本抑末”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的“农本商末”“耻于言利”之说已不再具有说服力，而“贵末贱农”“嗜利轻义”的观念不仅不足为怪，且为当时社会所崇尚，形成一时之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获得丰厚利润的海外贸易必然为人们所向往。 
     北宋政府对对外贸易采取种种“招诱安存之”的措施，诸如建立迎送、奖励、拯灾等条例犒劳抚问外商。对于招徕舶船众多、为政府增加税收有显著成绩的商人，由市舶司报奏，朝廷批准给予补官褒奖。对于各国来华使臣，北宋政府也给予较高的待遇，并赐以服饰、礼品，授以官爵等。至于商船遭受灾害，北宋政府采取种种拯救措施，并使之法律化，极大地促使来中国贸易的外商船舶数量增多。“招诱安存之”具体表现在北宋政府派出使臣往南洋诸国去“勾招进奉”，博买物货，建立经济贸易联系。同时，地方上的市舶司亦有派出官员出国招徕外商的职责。除派遣特使到海外大肆招揽外，政府还指令各地方官和商人努力招诱蕃客。在外商集中的广州港和泉州港设置蕃坊，由政府选择有威望的外商担任蕃长，并授予相应的官衔。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内部事务，招徕外商从事贸易活动。此外，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蕃市，以便利外商在此从事贸易活动。 
    北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前朝有很大进步。商业性农业是宋代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新发展，也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业化与专业户的增加促进了工商业的兴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进入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传统生活用品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大量出口已成为一种趋势。 
    北宋科技成就非凡，大放异彩，各种新发明光耀中外。宋代承袭隋唐技艺，在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所造海船载重量大、速度快、船身稳，能调节航向，船板厚，船舱密隔。载重量之大、抗风涛性能之佳，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北宋建国之初，就在京城开封设立造船务，既负责打造和修理船只，又教习水战。《赵匡胤传》中讲述，由于水军不断扩大，金明池不能满足造船的需要，北宋政府又在宣化门外开凿了一个大池，引蔡河水入池，造水战使用的楼船100艘，供水军使用。这些战船在后来统一江南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在位17年，前后15次“幸教船务，观习水战”。可见朝廷对此足够重视。但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造船务的职责转变为掌控舟楫和漕运事物。官府在主要河流沿岸设立的官船场，也成了主要制造漕运船只和官府座船的场所。当时，北宋庞大的商船队经常往返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线上。宋神宗时，荆湖地区出现的“万石船”，载钱20万贯、米1.2万石。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宋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客舟和神舟，据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震慑夷狄，超冠今古”。 
    此外，北宋的航海人员还掌握了“牵星术”、深水探测技术，使用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并编制了海道图，这些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指南针作为一种指向仪器，在我国古代军事、生产、地形测量及航海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宋代，海上贸易的繁盛需要强大的造船业与先进的航海术作支撑。指南针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能在茫茫大海上自由航行。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许多新航线被开辟，航程缩短，极大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海运业迅速发展。 
    在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前，海上航行只能依据日月星辰来定位，一遇阴晦天气就束手无策。指南针用于航海之后，不论天气阴晴，航向都可辨认。《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述了指南针在航海方面的直接应用。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一记载非常明晰地介绍了指南针在海上航行中发挥的作用，那就是晚上通过看星位确定方向，白天则通过看太阳明方向，而在日月星辰都见不到的日子就用指南针确认方向。随着指南针在海上航行的不断应用，人们对它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并且有专人看管。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由此可以看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航海技术的进步表现在海员能熟练运用信风规律出海或返航，通过天象来判断潮汛、风向和阴晴。 
     
    影响巨大而深远 
    北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比较繁荣的时期。发达的对外贸易是在商品经济繁荣和航海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且增强了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经济联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北宋政权而言，当时农业耕作技术日渐成熟，手工业产品种类增多，专业化和产业化生产已初见端倪，商品流通和贩卖贸易繁荣，可是却面临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因此，北宋政权一直把防守边境作为第一要务，没有太大的精力用在国内经济的经营上，因而财政的来源渠道也就比较狭窄，并且数额严重不足。由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未被其他因素所干扰和中断过，交易规模和区域扩大，加之物阜民丰，商品化趋势明显，众多的优良港口使得同海外诸国交易的周转时间短、成交量大、利润颇高，市舶司征收的大量税款极大地补给了国库，弥补了因严重的“三冗”问题而引起的财政不足，勉强支撑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北宋时期，外商来华贸易，中方极尽地主之谊，以礼相待。有些外商还在中国永久居住下来，与中国人通婚，繁育后代。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扩大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将火药、指南针等对世界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技术传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又从海外引进水稻、绿豆等优良品种，极大拓展了国人的眼界和科技知识。宋代海外贸易的出口商品以金银、丝织品和瓷器为主，进口商品以香药和其他奢侈品为主，丰富了海外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奢侈享乐的需要。所以，海上运输又成为“香料之路”“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闻名于世的北宋官瓷，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传到世界各地。 
    北宋与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国家、日本和高丽的经贸往来，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交流。东南亚各国是北宋海上交通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地区，其中以交趾、占城、三佛齐国最为密切。在北宋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中，三佛齐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北宋和印度、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海外贸易发展新时代的开端。北宋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鼓励和管理海外贸易，这与北宋官方贸易萎缩、民间贸易增长的现象是息息相关的。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海外贸易的烙印，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深受其影响，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交通、市场、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进步，加速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 
    总之，海外贸易对北宋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持续发展的宋代海外贸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