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禹州还不具备烧制精美钧瓷的实力。钧瓷在宋代曾有过一段辉煌。北宋南迁后,中原内战频仍,一些优秀的窑工也随之南迁。至明代,钧瓷技术几近失传。曹广权与清光绪年间任禹州知州,任期4年,为禹州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政局混乱,民不聊生,钧瓷研制遇到了许多困难。对此,曹广权曾有一段文字记述:“近三百年来,神垕瓷业仅有黄、白粗碗,而钧瓷的奥秘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将选试,仅有天清一色,然多累赘, ,又几经试验,漂选钵研,成色不到半相率。”这一段文字说明,曹广权为钧瓷的恢复确实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但仍未探索出钧瓷釉色的真正奥妙,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宝光内蕴、莹润超玉的钧瓷做贡品。
其次,慈禧进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很不现实。曹广权于1901年底到禹州任知州,怎有可能在1902年组织窑工烧制出精美的瓷器呢?而慈禧在此时刚刚逃往西安后返回北京,惊魂未定,百废待兴,哪里还有可能在组织大规模的祝寿活动?
此外,如果确实有钧瓷作为贡品送到宫里,故宫博物馆应该有所存留,至少有所记载。但至目前,仍未见到相关资料和报告。上述资料只在说明一个问题,清朝末年,一些陶公曾立志恢复钧瓷。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经验。但这种恢复是很有限的,真正能称得上艺术品的钧瓷屈指可数。否则,也就不会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钧瓷恢复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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