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安县铁门镇薛村，有一处布局俨然、古朴雅致的古宅，这是洛阳明清时期的著名世家——吕维祺世家的故居。

　　吕维祺是明代著名理学家，他终生研习《孝经》，重视礼法孝义，修身齐家，垂范子弟。自吕维祺始，家族五世七进士，绵延兴盛200多年。

　　创伊洛会 传播理学

　　吕维祺，新安人，生于公元1587年，因曾在洛阳建明德堂，世称明德先生。天资聪颖的吕维祺自幼学习理学，27岁考中进士，授山东兖州府推官，后又任吏部主事、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尚书等职。

　　吕维祺从政之余，不忘治学，终生致力于传播程朱理学，创办了许多讲会、书院，讲学传道，著书立说。

　　公元1622年，吕维祺在新安建立了芝泉讲会，以每月农历初三、十八日为讲学日。次年，吕维祺又建立七贤书院，七贤即北宋的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及明代的曹端、尤时熙、孟化鲤。

　　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吕维祺在洛阳成立伊洛大社，又称伊洛会、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程颢)祠，以每月农历初三、十七日为讲学日。据《明德先生年谱》记载：“(伊洛会)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

　　吕维祺创办讲会，使河洛地区的士人能够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扬名天下。吕维祺以砥砺后学为己任，乡居致仕者皆大举文社，以其声望吸引了大量士人前来集会、学习。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吕维祺被杀。3年后，明朝灭亡。因此，吕维祺被称为河洛地区“洛学”的最后一位大儒。

　　推崇《孝经》 力倡孝德

　　吕维祺的父亲吕孔学是洛阳名儒。吕孔学幼年丧父，与孀母相依为命，事母极孝，无微不至，有“仁孝公”之美称。

　　吕孔学因年幼丧父，未能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对长子吕维祺，吕孔学更是用心管教，并请人教授《孝经》，“训与孝悌之学”，吕维祺学习尤其用功。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为“十三经”之一。全书以孝为中心，围绕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悌等观念，较全面地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

　　吕维祺终生研习《孝经》，重视礼法孝义。他在为《孝经》作注的《孝经本义》中说：“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君父而不知《孝经》，则必无以立德教之极;为人臣子不知《孝经》，则必无以尽忠孝之伦。”

　　吕维祺说到做到，知行合一。在家里，吕维祺对父亲极为孝顺，父病时，他“口尝汤药，衣不解带”，日夜侍奉在侧。出仕后，吕维祺化孝为忠，在明末大厦将倾的世局中，仍竭忠尽职，为国为民，最终以身殉节，践行了《孝经》的精义。

　　除《孝经本义》外，吕维祺还著有《孝经大全》《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受吕维祺的影响，其子吕兆琳继承其父的理学之传，忠孝性成，友恭慈让。

　　注重家风 福泽后世

　　吕维祺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立德修身，期望他们将家风传承下去。

　　吕维祺在《谕子十则》中训诫子弟首先要学会做人：“读书要存心养性，明道理，为真儒，出为名世，非为取科第之阶梯而已。”他在《士大戒》中说：“毋争强好胜，毋任性动气。”

　　对子弟的交友活动，吕维祺也有要求：“亲贤取友，自得其益，古之圣贤未有不须友而成者。”在《士大戒》中则具体提出“毋与匪人交”。

　　吕维祺身居高位后，特别提醒族人不能利用家族的地位与结交官府谋取私利：“毋出入衙门投呈送谒，毋结官府，毋揽事帮闲，毋奔谒媒进”。

　　在为政方面，吕维祺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子弟提出了劝诫。他在《寄弟书语》中指出：“士君子立身要自定脚跟，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风望气，东奔西走，踏两家船或寄一家篱下，不知雨罢庭空酒阑客散作何生活。”他还说：“居官非为名也，然期月而颂声不作，则无为民之实可知矣。”

　　吕维祺用自己的行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继吕兆琳考中进士之后，吕兆琳之子吕履恒、吕谦恒，吕履恒之子吕守曾，吕谦恒之子吕耀曾，吕履恒之孙吕公滋等五人先后考中进士，新安吕氏家族在清代做官者有40余人，可谓功名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