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清明上河图》研究领域中曾发生过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件，这就是《清明上河图》补全卷事件。众所周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郑振铎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等均是近代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先行学者，他们认为《清明上河图》所绘为清明时节，这也是公认的主流正见。但他们认为《清明上河图》后面还有被割去的部分。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章中说道：“这个长卷到了这里截然终止，令人有‘不足’之感。根据后来的许多本子，《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很可能这个本子是佚去了后半的一部分。”徐邦达先生在他的“《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说到进城后的大街“赵太丞家”及路南挂着“解”字的处所时，紧接着说了一句话：“画卷到此，截然而止，我疑心后面是割去了不少的。”类似观点不但前辈们有，后人赞同者亦不乏其人，这就导致了有人要将《清明上河图》补全的想法。后来，辽宁省公安厅政治部专职画家罗东平先生历时五载完成了此巨作。补全卷问世后，徐邦达先生曾将其放入家中，闭门三日，细细品鉴，然后写上了自己的鉴定意见。徐邦达先生称该图“巧思精核，无复得第二手，出世惊倒”。 《清明上河图》真迹发现者、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杨仁恺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说补全卷“技法精到，功力尤深，读之不胜兴奋之至……殊堪庆幸也”。

        1994年12月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过新闻媒体以《〈清明上河图〉有了补全卷》为题向世人发布消息，决定将罗东平画的《清明上河图》补全卷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予以永久收藏。谁知消息一出，引出强烈反对之声，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画家冯骥才先生批评补全卷是“狗尾续貂”。陕西老画家宁恩宝为此专门到开封实地考察，在《勿将文物当玩物》一文中指出《清明上河图》长卷本无缺失，“画卷后尾，历代十多篇题诗和跋文一件不缺，一件不少”，“《清明上河图》的结尾处，采用树干、树枝、树根严严实实封闭起来的收笔方式，人们在鉴赏它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的残断和缺失”。

        宁恩宝在文中尖锐指出杨仁恺、徐邦达等著名学者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画卷缺失的情况下对《清明上河图》补全卷的肯定是没有原则的，凭空“为补全卷罩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清明上河图》补全卷收藏在故宫，“不仅使收藏单位遭遇信誉危机，更使历史文化遭受不白之冤”，强烈呼吁将《清明上河图》补全卷撤出故宫。

        对补全卷否定最有影响力的是唐山炎黄轩主人王开儒先生。王开儒先生早年作为复制故宫藏画第一人曾被特许进入故宫库房观看《清明上河图》真迹，并成功复制了第一幅最接近原作真貌的《清明上河图》。他在复制过程中对国宝名画进行了潜心研究，历经7年考证于2002年10月28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文。文章从该画的主体、结构、题跋诸方面论证了张择端的原作是完整无缺的，指出郑振铎等诸多专家把原作方向读反，把出城读作进城，把情节的开端当成末尾，误判国宝残缺尾部，由此导致把不该删的删了、不该续的续了，铸成了《清明上河图》的千年奇冤。此文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震动，被学术界称为《清明上河图》研究新的里程碑。2003年1月27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出通稿，2月19日向全国50个大中城市发布了特别新闻，对王开儒的文章进行了首肯。王开儒因此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这件事说明许多权威专家如《清明上河图》的发现者杨仁恺、顶级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等面对含有太多不解之谜的国宝画卷，也难免有误读、误解之处。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单就事件本身而言，专家们最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把图名读懂。“清明上河”是以虹桥为中心描写的上河场面，而非展现东京市貌繁华的图画，画卷主题是“清明去上河”而不是“清明去逛东京城”。这看似简单的主题却总是被人们忽略，一些对此画研究的误解也多出于此。有趣的是王开儒先生也有失误之处，他总结出《清明上河图》的色调是“秋天里的春天”，显然是受到“秋景论”的影响而作出的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秋天里怎么会有春天的气息？这是一个很不科学的说法。王开儒先生的本意可能出自他对《清明上河图》真迹遍布泛黄色调的解释，《清明上河图》画卷由于年代久远而泛黄，这种黄色是由绢质年久老化、自然蜕变而形成的，并非为渲染秋景而着的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