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宫临朝称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北宋的高太后就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高太后临朝期间被认为是北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史称“元祐之治”。高太后对北宋皇权的平稳过渡、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出身显赫 这个女子不寻常

        继《甄嬛传》之后，由孙俪主演的古装剧《芈月传》不久前与大家见面了。芈是秦昭襄王母亲的姓，号芈八子，称宣太后。她是我国正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人。“太后”这个称谓，据说就是从她开始的。后宫临朝称制，普遍被称为垂帘听政。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太后临朝称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一说到这点，慈禧太后总是最常被人们提及。其实，往前追溯，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临朝称制的有40多人。

        在宋代，宣仁高太后就是一位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

        神宗去世后，高太后支持哲宗顺利继位，并遵神宗遗制实行了长达8年的临朝称制，对于北宋皇权的平稳过渡、政局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太后临朝期间，推行“元祐更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太后小名滔滔，史称宣仁圣烈皇后，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县）人。公元1085年至1093年，高氏临朝称制。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父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 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家庭地位显赫。

        宋史记载，高琼“家世燕人，祖霸，父乾”、“太宗尹京邑，闻其才武 ，召置帐下”，初为宋太宗赵光义侍卫，忠心耿耿。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侵，很快就攻至京城开封北方门户澶州（今河南濮阳），朝野一片惊恐。在寇准与高琼的坚持下，真宗决定亲征，从而扭转战局，宋辽签订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其后，高琼加授忠武军节度使，晋爵卫国公。高琼去世时，宋真宗特废朝两日哀悼，追封其为烈武王。高琼有12个儿子，父子两代10多人同时任职于朝廷内外，其影响不言自明。

        高继勋是高琼长子，死后赠太尉、太师，追封康王，谥号穆武。起初，高继勋在右班殿直值班， 身材高大魁伟 。宋太宗赵光义见他异相奇貌，叫来询问其家世，方知是高琼之子，就提升他为寄班祗候，累迁内殿崇班。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王均占据益州，对抗朝廷。高继勋以崇仪副使的身份担任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以500兵力给高继勋调用，守卫东郭二门。叛军攻打弥牟砦，高继勋引兵作战至嘉州，打败叛军，捉获叛将黄繖、金涂鎗。雷有终以强大兵力进攻二门，又引军攻打天长门，叛军复来迎战。时近日暮，雷有终欲休息，待天亮再战。高继勋说：“贼军处于困境，是进攻大好时机。”高继勋率领十几位骑兵鏖战，身上数处受创，鲜血染红战甲。会入内都知秦翰前来援助，叛军退守保子城，不敢迎战。高继勋预知叛军会半夜逃亡，故意放开包围，然后埋伏在重要地方，把叛军歼灭尽。高继勋凭借此战的功勋升任崇仪使。

        后来，叛军余党躲在深山密林之中，不时出山抢劫百姓，朝廷任命高继勋为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高继勋招募无赖子弟，让他们观察叛军的动静，偷偷跟随前往他们的岩穴，掩其不备，将他们全部擒杀。

        高太后的父亲高遵甫是高继勋的第三子，官至北作坊副使。高太后的母亲曹氏也出身名门，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女。曹彬在北宋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曹彬是郭威妃子郭氏的外甥。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曹彬奉诏出使吴越，后来官至引进使。曹彬严于治军，尤其注重整肃军纪。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曹彬率军灭后蜀，以不滥杀著称，升宣徽南院使。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曹彬率水陆军10万攻灭南唐，次年克金陵，又伐北汉和攻打辽国，凭借功勋擢升枢密使。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北宋分兵三路攻打契丹，曹彬为东路军主将。由于孤军冒进，导致兵疲粮乏而撤军，至岐沟关时被契丹军击败，致使宋军全线溃退，曹彬也被降为右骁卫上将军。后来，曹彬被任命为侍中、武宁军节度使。宋真宗即位后，曹彬复任枢密使，死后谥号武惠。

        作为一名女性人物，高氏有此显赫的出身，也为她日后在北宋政坛大展拳脚打下了基础。

        宫中成长 与英宗鹣鲽情深

        高氏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称为“皇后女”。曹皇后本想把她献给宋仁宗，但被宋仁宗婉拒。

        后来，高氏遇到了赵曙，他们俩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赵曙原名赵宗实，是濮王赵允让之子，宋仁宗赵祯的侄子。后来，过继给宋仁宗为嗣后改名赵曙。当时，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仁宗见二人恰似天生一对，十分喜欢，就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

        长大后，他们在濮阳行宫举行了婚礼。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赵曙与高氏鹣鲽情深，高氏为他诞下了四子四女。皇帝所有的子女皆由皇后所出不是常见的事。但对赵曙来说也不奇怪，因为他很可能没有妃嫔。在《宋史》、《长编》、《续资治通鉴》乃至其余宋代笔记里都没有他晋封妃嫔的记载，在蔡京之子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曾提及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

        英宗治平年间，一向多病的赵曙身体好转，但皇后仍不让他临幸宫人。曹太后觉得不妥，就让亲信悄悄劝皇后：“官家即位已久，如今身体又已痊愈，怎么可以左右无一侍御者呢？”高皇后听后颇不高兴，回答说：“去跟娘娘说，我嫁的是十三团练，又不是嫁他官家。”十三团练是指赵曙，他在濮王诸子中排行十三，仁宗在位时长辈皆唤他“十三”，仁宗封他为团练使。

        这段话后来传至宫外，成了士大夫八卦的笑料，大概都觉得英宗乾纲不振，以致皇后强悍如此。但赵曙虽然有点优柔寡断，却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倔起来也敢跟养母曹太后作对。他能尊重皇后到按她意见不纳嫔御的地步，应该归功于那段青梅竹马的爱情。

        可惜他们未能白头到老，赵曙由于体弱多病，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谥号为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

        宋英宗虽然多病，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当时，宋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宋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到贬谪，便在宋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宋英宗正色答曰：“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宋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宋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宋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宋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同时，宋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宋英宗。宋英宗对此大加赞赏。几年后，司马光依据《史记》，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宋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宋英宗的功劳。

        宋英宗撇下了当时30多岁的皇后高氏而去，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主少国疑 54岁临朝称制

        宋英宗去世后，他和高皇后所生长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高皇后也成为高太后。宋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财政亏空巨大。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广大农民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忧外患、财政困乏之际，宋神宗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宋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宋朝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法虽得到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也得到高太后等人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存在许多不足，所以也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虽然过程颇为曲折，但是宋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北宋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到了二月，宋神宗的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高太后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太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赵煦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10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都是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这两个弟弟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两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而北宋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个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孙子，一边是她的儿子。无疑，高太后要作出选择并不容易。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两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无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然而并未成功。

        没有宰相和高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宋神宗的两个弟弟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两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出人意料的是，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54岁的太皇太后高氏开始临朝称制，执掌朝政大权达8年之久。

        反对变法 打击革新派

        由于高氏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此对儿子宋神宗当年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她不可以干政。虽然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但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由于皇帝年幼，高氏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氏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当时，高氏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诏令百官言朝政得失。为防止有人趁机攻击新法，蔡确等人特意加上了六条限制。很快，司马光指责蔡确等人此举是阻挠百官上书言事。在司马光的要求下，高氏废除了六条限制。随后，高氏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极力推行的新法，并且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加以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东京吊唁。刚到东京，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众星捧月般的拥戴，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返回洛阳。高氏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派使者追到洛阳，对司马光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后来，司马光称“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认为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则一一恢复。

        高氏拜司马光为相，在当时赢得了相当多人的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氏不仅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改革变法派官员，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敦和蔡确等人放逐到南方偏远地区。当时，蔡确眼看大势已去，想挽回颓势，于是搞起了小动作，说高氏有废黜哲宗的意思。高氏听后十分恼怒，把蔡确贬出朝廷，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的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水光山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然而，这些诗给蔡确等人带来了灾祸。旧党大臣于是抓住了机会，随意曲解，上奏朝廷，史称“车盖亭诗案”。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元祐年间的一些大臣利用太皇太后对蔡确等变法派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氏垂帘的8年中，保守派掌握了整个朝廷，对革新派进行残酷的打击。保守派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毁灭性地打击革新派，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敦和韩缜毁为“三奸”。革新派主要官员都被贬到贫瘠的广西一带。

        在高氏垂帘时期，军国政策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对朝政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认为皇帝年幼，凡事都听命于太皇太后。朝堂上，皇帝的御座与高氏座位左右相对。照礼数，大臣应该面对君王哲宗奏事，而高氏也应该只在帘后“听”政。但是，因为宋哲宗年幼，大臣们反而向着太皇太后而背朝宋哲宗。而这，在年幼的宋哲宗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宋哲宗亲政以后，曾经提及当年高氏垂帘时的场景。当时，他年幼个子小，只能看见朝中官员的屁股与腰部。在尚未亲政的8年期间，宋哲宗内心对司马光与苏东坡等人非常不满。

        等到高氏去世后，宋哲宗亲政，召回章敦、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指责高氏“老奸擅国”，报复高氏称制时弹劾革新派、罢免新法所有的保守派官员，也把元祐年间那些守旧的大臣全部贬至落后的岭南、广西一带。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已故的司马光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宋哲宗甚至还打算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因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司马光等人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

        勤俭廉政 百姓安居乐业

        高氏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

        高氏本人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她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氏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布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她只吃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氏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味菜肴。高太后得知后，大为不悦：“羔羊尚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高氏当即命令将菜撤去，并下旨以后不得宰羊羔为膳。

        高氏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高士林的官，却被高后婉言谢绝。高氏表示：“他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宋神宗曾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氏始终不肯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氏临朝不久，三省根据以前的旧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氏族人封官晋爵。但是，高氏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氏族人的私恩赏赐减去1/4。

        后来，高氏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太皇太后的家族。高氏见了奏章后，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氏临朝期间，和元祐年间的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宋哲宗的影响非常大。少年老成的宋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太皇太后和守旧派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宋哲宗和高氏奏报时，宋哲宗都沉默不语。当高氏问宋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时，宋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宋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氏令人换掉，但宋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氏大为不解，宋哲宗答曰：“这是先帝用过的。”高氏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太皇太后教导宋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氏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秋，高氏病重，召大臣吕防、范纯仁等入内，告诫他们：“我死以后，皇上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上另用他人，免得遭祸。”几天后，高氏病死于东京，终年62岁，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

        高氏临朝期间被认为是北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期，史称“元祐之治”，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吕中等对“元祐之治”的评价甚至高于“仁宗盛治”，称“盖我朝之治，元祐为甚”。《宋史》记载，高氏临政，“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