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作了宰相后，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要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王旭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宋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唯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宋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宋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宋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18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俱足，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如今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宋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传承。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60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皆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其中，王旦之孙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居士，也是北宋著名诗人、画家。王巩官位不高，但他一生勤于写作，著有《随手杂录》《甲申杂记》《闻见近录》《王定国诗集》《王定国文集》《清虚杂著补阙》等书，以其正直的品格和豪气真情活跃在北宋中后期的政坛上，为世人所敬重。之所以说王巩是北宋中后期历史上一个很活跃的人物，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他因为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而被贬职，但他从未怪罪苏轼，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对苏轼兄弟的友情，王巩的胸襟气度和洒脱不羁的名士性格可见一斑。

        在整个宋朝300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为其立有传记者达11人。宋之后，三槐堂王氏子孙流落全国各地，甚至在东南亚、欧美等地也有其后裔，成为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一支。到今天，三槐堂王氏宗亲人口超过3000万，占整个王姓人口的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