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数十兵卒，没有一个像样

        余辉认为，张择端在《清》卷里描绘出庞大的社会场面、丰富的生活细节，不可能是遣兴之作。“他所表现的、特别是反复表现的事物必定是他强调的问题，画中充满了他对周边事物的好恶和期待。根据他画什么、删什么，可洞悉到画家的政治态度与思想。”

        《清》卷中，“望火楼”无人把守形同虚设，“潜火兵”的营房改为饭铺，军巡铺改为军酒转运站，河道无人巡航，满船的私粮在京师囤积，督粮官却无影无踪，城门无人防守，胡人随意进出，士兵精神懈怠……“画中绘有810 多人，涉及各行各业，画中绘有数十兵卒和马弁，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兵。这样的描绘重重地鞭挞了懒惰的宋军。其绝妙的讽刺性构思体现出画家‘狡黠’的个性、黑色幽默的手段，饱含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评定和批判。”

        余辉指出，张择端在描绘徽宗朝初年商业繁荣的明线背后，交织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暗线：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时挽回败政。”

        大胆讽谏惜未奏效

        张择端在画中大胆暴露危机、针砭时弊，是什么让他如此毫无顾忌？“这种政治勇气来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即台谏制度。”余辉说。

        北宋朝政从立国之始对谏者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来自于宋太祖“文德致治”的基本国策。北宋的谏言方式，越往后越激烈，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朝官谏上，而且还有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参与，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谏的现象成为普遍。

        与此同时，北宋后期，贫富对立、亡国危机日益凸现，一种怨愤的情绪蔓延全社会，形成了百姓仇官、清官仇贪的愤懑之情，也浸透在北宋画坛、文坛中。“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文学艺术家更加大胆、直接地参与抨击时政的言论，表达民怨，其中最大的艺术特性就是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手段。”

        余辉认为，《清》卷中的讽谏因素不是孤立的，是徽宗朝戏剧和文学通行的表现手法，这是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所默认的，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朝政对言路的开放程度。“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很遗憾，这件作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余辉说，当时的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将该图赏赐给外戚向家，“他又错过了历史给予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