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一步步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步步高涨，作为精神武器的文艺，也在逐步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和巨大力量，推动着民族抗战的铿锵前行。开封作为河南省省会及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这一时期各种形式的文艺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引导动员着人民大众加入到埋葬日本帝国主义的滔滔洪流。

        文艺刊物：

        精神之光 前途灯火

        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936年7月，一份主张团结抗日的文艺月刊《海星》在开封诞生。虽然只出版短短两期，发表诗文50多篇，但却是开封抗战文艺史上的重要一页。月刊主编赵文甫，曾是创办于开封的河南民众师范学院的学生，当时在省立百泉乡村师范读书。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关头，他在百泉与同学发起创立新垦文艺社，传播进步思想。“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更是给他以强烈的爱国情感冲击，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他在郑州的《大华晨报》上开辟《新垦》周刊，接着，又经过一番艰难筹措，一份吹响抗日号角的刊物《海星》终于在古城问世。

        《海星》首期头两篇文章《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表明了该刊的宗旨。文章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出笔尖要“指示大众图存的方向”；文学是“革命的先导、时代的前驱和未来社会的向导”；“中国民族的命运，正飘摇在暴风雨中”，文艺工作者要“到民间去，到工厂去，到军队里去，到革命的漩涡去……给我们民族指出一条光明的路线”。第二期文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涉及到全面抗战前夕左翼文学阵营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展开的一场论争，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从实际的战斗中演进出来的。它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学”。文章引用鲁迅先生《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的话：“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我们应当怎样做救亡运动》《五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等文章，惊呼中华民族危机，宣传抗日救亡。针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文章针锋相对提出“枪口对外”的口号。

        两期《海星》发表诗歌23首、小说9篇，诗歌没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而是动员抗日的呐喊，如《向真理迈进》：“我们同是中国的人民/同肩负着救亡御侮的责任/只要能用铁血同敌人死拼/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归于我们。”小说《乡村教师》号召人民“用铁和血去打开中华民族的出路，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这个由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创办的文艺刊物，是开封抗日救亡运动中一簇熊熊燃烧的火苗，虽然短暂，却反映了国难当头时青年学子的爱国救亡呼声。

        时隔一年，另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风雨》周刊在古城创刊。1937年8月，河南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在开封召开，会议决定创办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负责河南文化宣传工作的王阑西和在开封的嵇文甫、范文澜等人取得联系。座谈会上，嵇文甫提议刊物名称为《风雨》，得到大家的同意，9月，刊物在开封问世。在王阑西、嵇文甫、姚雪垠、吴强、范文澜等人的负责下，《风雨》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编发了大量团结各界力量、动员民众抗日的文章，“出版后一销而光”（姚雪垠），成为全民抗战初期河南推动抗日的主要舆论阵地。

        创刊号《编者的话》阐明了周刊宗旨：“谁都知道，全国上下一致奋起走上救亡战线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之一。在前线，我们需要飞机和大炮；在后方，我们同样需要文化武器。疯狂的日本军人毅然地来屠杀我们，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毅然地起来抗战，为我们、为东亚、为全世界，担当起维护和平、保障文化、反帝反侵略的重任。为着上述天赋的使命，我们的《风雨》就匆匆地诞生了。”

        《风雨》吸引了大批作家撰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朱理治的《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支援抗战；《保卫河南宣言》号召全省同胞誓死保卫家乡。刘白羽的通讯《流离的一群》，表现了流亡学生的爱国激情。李蕤的报告文学《洪大的歌声》，再现了1937年“九·一八”纪念日里开封蓬勃的救亡运动。魏伯的报告文学《欢迎铁的抗日军》、长汀的通讯《一群女兵从开封到太原》，记述了军人、学生奔赴抗日的动人场面。郭沫若的诗歌《血肉的长城》更是抗敌呐喊：“我们不把全部的失地收回/誓不罢手……我们相信，我们终要战胜敌人/我们要以血以肉新筑一座万里长城！”

        在《风雨》的影响下，河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大时代》旬刊、《经世》月刊、《救亡》周刊、《战时学生》等宣传救亡主张的刊物也纷纷出版，成为照亮古城开封的一盏盏灯火。

        豫剧舞台：

        剧目革新 醒狮怒吼

        上世纪30年代的开封，有两个对豫剧进行重大改革并进行剧本创作的先驱，一个是王镇南，另一个是樊粹庭。他们俩加入豫剧的改革与创作并成为领军人物，使豫剧艺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质的飞跃，两人也分别与常香玉、陈素真成为著名搭档，他们的很多剧作与演出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王镇南，曾是省立开封师范学校等校教师。他参与组建以常香玉、张同庆为首的中州戏曲研究社，从事编导工作，同时对豫剧进行改革。1938年，王镇南创作了一部反映抗战生活的现代戏《打土地》，剧本通过一位受日军侵略之害、从东北逃难的妇女夫死子亡、精神失常的悲惨故事，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尤其是剧中的她夜宿土地庙，把神像当作日寇头目土肥原贤二而边抽打边哭诉的情节，唤起了民众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当年2月，剧作在开封醒豫舞台由常香玉首演，获得极大成功，随后该剧又参加了保卫大河南宣传周游艺大会的演出，对河南抗战影响十分深远。当时《河南民国日报》以《醒豫舞台排演爱国新剧》为题作了报道。

        抗战爆发后，王镇南又创作了《哭长城》《扫穴犁庭》等爱国剧目。“扫穴犁庭”作为一个词语，意思是扫荡其居处，犁平其庭院，比喻彻底摧毁敌方。作为剧目，《扫穴犁庭》则是一部反映明代爱国将领戚继光率众抗击倭寇的剧作，在抗战之时，剧作无疑大大激发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毕业于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一生酷爱戏剧的樊粹庭，是杰出的剧作家、豫剧改革家，被后人称作“现代豫剧之父”。1934年他在开封创办豫剧史上第一个正规剧团豫声剧院，他自任团长，上演进步戏剧。“七七事变”后，率团正在商丘火车站剧场演出的樊粹庭，立即召集全团演职员商议，取“国难当头、醒狮猛吼”之意，将豫声剧院更名为狮吼剧团，演出弘扬爱国精神的剧目为抗日募捐，观众群情激奋，场面十分感人。

        好的剧本是一出好戏的保证，在规范剧团演出的同时，樊粹庭把主要精力放在剧本的创作和改编上。他一改过去单纯追求个性自由的主题，赋予剧作以抗敌保国的爱国主题。1935年春至1936年春，他在一年中编写出《凌云志》《义烈风》《柳绿云》《三拂袖》《霄壤恨》《涤耻血》《女贞花》等7部具有爱国思想的大戏。1936年3月，第一部新编剧目《凌云志》一上演就获得极大成功。后来他又创作出《伉俪箭》《歼毒计》《克敌荣归》《巾帼侠》《好妻子》等剧本30个，其中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创作意图的是《涤耻血》。

        《涤耻血》是一部根据徽宗时期金兵入侵中原，任知济南府的刘豫投降兀术、其女刘芳坚决抗金并以身殉国的故事而改编的好戏。1937年年底，狮吼剧团回到开封，首演《涤耻血》，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在开封的豫声戏院、华光剧院、大陆电影院等处，该剧多次上演，陈素真饰刘芳。剧作结尾，主人公刘芳的台词是：“你看，如今国将不国，生民涂炭，大好河山、百姓生民都需要青年人努力保持。我们要为国而死，要为杀敌而亡。宁做箭下鬼，不当亡国奴！”由此可知剧作配合抗战的主旨十分鲜明。当时的《河南民报》这样报道：“此剧命意正大，在国难中尤为对症之药。”著名京剧名旦程砚秋看了该剧后大加赞赏，登门拜访樊粹庭。京剧大师尚小云也将此剧改编为《绿衣女侠》，在京津沪演出。

        1938年4月，保卫大河南宣传周游艺会在开封人民大会场举行，陈素真、常香玉、司凤英先后主演《凌云志》《打土地》等剧目，狮吼剧团也上演《歼毒计》，收入捐赠给河南省抗敌后援会。5月，狮吼剧团为抗日伤员募捐义演《伉俪箭》《巾帼侠》等。1938年6月开封沦陷后，樊粹庭带着陈素真、赵义庭等十几名主要演员，辗转许昌、南阳、镇平、内乡、洛阳，1940年夏到达西安，一路上继续编戏、排戏和演出。宣扬抗敌保国的名剧《克敌荣归》就是在流浪逃难中完成的，表现不惜牺牲爱情而献身保国的剧作《巾帼侠》、奋起抗敌不当汉奸的剧作《好妻子》等新剧目也在西安编成并上演。在西安三山剧院，头三天演出的《涤耻血》《克敌荣归》和《女贞花》就轰动了古城。1942年，樊粹庭又招收一批流落陕西的河南难童，在西安创办狮吼儿童剧团。他带着几十个孩子，克服重重困难，演出享誉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