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有很强烈的结盟思想，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文坛盟主。而不同时期的文坛盟主之间还存在着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持文坛时，他就表明要把领导文坛的责任交给年轻的苏轼，并预言苏轼以后的成就会大大超过自己，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后来，苏轼对自己的门人宣称：“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精湛的诗词永传后世。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他创作的宋诗和宋词达到了顶峰。所以后人谈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总会不约而同把眼光集中到苏轼身上。
        苏轼（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里的古代志士，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乱治，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看来，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他们本来就是相通的。这种以儒学为根本体系、吸收道、释精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因此，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影响着苏轼的人生选择。21岁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的苏轼第一次出蜀入京。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宋代最高等的制科优入三等，入仕后的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而勇于进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潮州等地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然而，他的正义之言招来了排斥打击，他的为官之路似乎走上了贬官之途，45岁那年，苏轼被贬黄州，59岁那年，被贬惠州，62岁那年，被贬儋州，65岁才遇赦北归。但是，这样的遭遇并不影响他勤于政事和文学创作。
        苏轼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于文学家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已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仍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遭遇贬官之路，苏轼更加深刻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深刻表现内心的情感。
        受韩愈和欧阳修影响，苏轼的文学思想文、道并重。他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这样的文学主张使苏轼的文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而且他的史论写作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范围，流传度极广。而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色。虽然史论和政论表现出了苏轼非凡的才华，但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擅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夹叙夹议，兼带抒情，以艺术感染力增强逻辑说服力，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石钟山记》是苏轼写的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文，其中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水乳交融。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情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
        苏轼的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则行，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写道：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短短80余字，但意境超然，运维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和王安石齐名，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轼的古文无疑是宋文学中成就最高的。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苏诗文集》之《思堂记》中记载苏轼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所以，苏轼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酣畅淋漓。纵观苏轼的两千多首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他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在《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中，“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 ，泪入饥肠痛。”写了北方遭受蝗旱之灾后，农民的困苦。又如，《吴中田妇叹》中，面对沉重的赋税，辛苦收获的粮食不足以对付官府发出的感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苏轼一生官场沉浮，奔走多方，生活阅历丰富。他更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擅于从客观事物中总结规律，在他眼里，极平常的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了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更多的时候，苏轼的诗中表达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是座山环水绕的荒城，苏轼被贬黄州之时写下的《初到黄州》有这样的句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同样是被贬，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而苏轼被贬惠州时，写下的《食荔枝二首》有这样的句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被贬儋州时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句子。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首诗是苏轼从儋州被赦北归途中所作：“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宽阔胸怀。
        清人赵翼评苏轼的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苏轼在创造宋诗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避免了宋诗生硬和枯燥乏味的缺点，成为最受后代欢迎的宋代诗人之一。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就这一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越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大大提升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曲《水调歌头》把苏轼奔放豪迈的词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纵观苏轼的词，有不少是抒发人生理想和豪迈自信精神风貌的。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出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把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入深沉的人生感悟。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调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特别指出的。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子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苏轼在文坛享有盛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展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捧月般围在他的身边，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成“苏门四学士”，还有“苏门六君子”等。
        在后代文人心中，苏轼是一位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苏轼本人除了在文、诗、词方面的造诣外，还在书法、绘画等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