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不但敢说，而且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同时，他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天下，书法成就享誉古今，有才情、有见识、有追求、有担当。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地主政期间，他发展教育，建设水利，打击豪强，破除陋习，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赞颂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的名臣蔡襄。 
    敢于言事的谏诤大臣 
    蔡襄（公元1012年~公元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19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名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抱不平，结果也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高若讷为“不肖”。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当时恰有契丹使者来宋，他们购得此诗，携带至辽国，张贴于幽州馆舍，供人品鉴。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皇帝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左右为难的宋仁宗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按照祖制，御史弹劾官吏，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给予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以示宠幸。 
    勤政务实的地方大员 
    蔡襄在京城任言官时间颇长，在地方任郡守的时间也不短。在京以规劝皇帝、纠察百官闻名，在地方则以勤政务实、关注民生著称。 
    皇六年（公元1054年），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却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以简驭繁，决断如流。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说明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蔡襄在开封做知府期间，曾审理过一宗案子。开封城外东厢某富商被人暗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后来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终于明白了捕快的“把戏”，遂将流浪汉当堂释放，反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元年（公元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双轮驱动。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盂、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典田卖地，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才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五年离任。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20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却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为此怨声载道。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1.2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四年底完工，造福于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为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老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350公里，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绿化工程。人们感激他的功绩，不但为他树碑立传，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民谣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