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公碑》刻碑前后 

    郑道昭在山东为官6年，也没传下来什么特别的政绩，但他在山东制作的一些摩崖石刻却在山中石壁上保存下来，并且越来越焕发出书法艺术的光辉。《魏书》中说郑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但人们没记住他写的诗，也不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史书上并没有说郑道昭擅书法，但他却以《郑文公碑》上的魏碑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以杰出书法家的身份彪炳中国书法史册。 

     郑道昭书刻于光州、青州的众多摩崖石刻，总称“云峰刻石”。镌刻摩崖地点有莱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市的天柱山，青州市的玲珑山等处，共有摩崖石刻40多处，是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云峰刻石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柱山的《郑文公上碑》，云峰山的《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和《观海童诗》等，其中《郑文公碑》(包括上碑和下碑)影响最大。 

    《郑文公碑》又名《郑羲碑》，刻于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所书刻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其先在平度县的天柱山刻了上碑，后来见掖县云峰山石质较好，在此处再刻下碑，其内容和上碑基本相同。《郑文公碑》名为碑，但和一般碑的形式不同，其实它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块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块石面，在上面书丹镌刻文字。摩崖石刻的书写和镌刻难度比石碑大，且长年风吹雨淋日晒，不易保存。 

    郑羲原籍在开封、安葬在荥阳，为什么《郑文公碑》却刻在山东的山崖上呢？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原来这是郑道昭的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郑羲是一个有文才和本事的人，但人品不怎么样。《魏书》中说他“多所受纳，政以贿成”，就是为官大肆受贿，还说他非常吝啬，转手倒卖受贿物品。郑羲死时，按规定要由朝廷给他定个谥号，来总结他的一生功过。尚书给他拟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宣”字，上报给魏孝文帝。魏孝文帝不愧是一位明君，一点儿也不给他老丈人面子，说郑羲虽有才干，但为官不清廉，所以驳回了“宣”字，亲自给郑羲定了个“文灵”的谥号，按谥法，“灵”字是一个相当差的贬号。这虽说是郑羲自作自受，但对他的子孙来说，这个谥号无异于一个奇耻大辱。 

    郑道昭心中一直想为父亲去掉这个恶谥，又不敢在父亲坟墓前的碑上改动皇帝亲定的谥号。一直等到他父亲去世19年后，他到光州当刺史的第二年，便迫不及待地在山中石崖上为其父亲刻了两个摩崖碑，碑中不但公然把皇帝定的谥号“文灵”改成“文”，还写了好多溢美不实之词，一来这时魏孝文帝已去世多年，二来碑刻在远离京城洛阳的山东的山中，所以这件事没有受到朝廷的追究。 

    我们今天看重《郑文公碑》，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字内容，仅仅是因为它的书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魏碑书法艺术的典范。 

    《郑文公碑》刻成后，人们也曾注意过它，在下碑边上，就刻着宋代政和三年（1113年）有人观看此碑的记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中，也有对《郑文公碑》研究的记载。但因那时对魏碑书法缺乏认识，所以对《郑文公碑》的书法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无人提及。 

    清朝乾嘉年间，金石学大兴，学者桂馥、黄易等人在山东深山寻碑，重新发现了《郑文公碑》等云峰山刻石，并有拓片传世。学者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大力推崇魏碑书法艺术，后有包世臣等人继续高举碑学大旗，“尊碑抑帖”形成风气，《郑文公碑》的书法艺术才得到了人们的公认和推崇。 

    包世臣评价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又说其有“云鹤海鸥之态”，指出了《郑文公碑》在众多魏碑中突出的地位。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对《郑文公碑》和郑道昭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神韵莫如郑道昭”，又说“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 

    随着书法碑学之风渐盛，对《郑文公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晚清学者叶昌炽对《郑文公碑》的推崇到了极致。他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近代书法理论家祝嘉评价郑道昭：“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这些评价也许有过誉之处，但郑道昭《郑文公碑》的书法艺术水平，还是应当得到我们肯定的。《郑文公碑》作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与其他魏碑书法如龙门造像题记和北魏墓志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独特的风格，正如康有为所说它是以神韵取胜的。它的运笔参以篆法，中锋为主，偶用侧锋取势，字势端正，浑厚雄强，结体宽博，内含筋骨。欣赏《郑文公碑》的书法，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同时它也是学习魏碑极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