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郑武公夫人武姜生二子，长子即后来的郑庄公，次子叫共叔段。武姜生庄公时难产，受到惊吓，因此她讨厌庄公，要武公立共叔段为太子，武公不答应。庄公即位后，武姜为共叔段请求制地为封地，庄公说：“制地险要，其他地方唯命是从。”武姜改请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庄公答应了，共叔段从此住在京邑，称太叔。大夫祭仲劝谏庄公：“凡封地城墙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现在京邑城墙规模超过了规定，您会受不了的。”

　庄公说：“姜氏（武姜）为太叔要它，我难以拒绝。”祭仲又说：“姜氏怎么会有满足呢！不如早点给太叔安排个地方，不要让他发展，一旦他势力膨胀就难以对付了。”庄公坦然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己跌倒），你姑且等着吧！”后来，太叔整治城郭，积聚粮食，打造兵器，准备袭击都城（今河南省新郑市）谋反，姜氏则打算做内应打开城门。庄公侦知太叔起兵日期，对祭仲说：“是时候了。”命令公子吕（庄公叔父）率二百辆战车攻打京邑，京邑百姓趁机反叛，太叔众叛亲离，逃亡国外。
　“多行不义必自毙”，道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干坏事，开始也许还能蒙骗一些人，因为他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但坏事干多了，就不可能次次得手，丑恶面目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走向末路。如果细读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很多人的失败乃至灭亡，其实就是多行不义的结果。如共叔段，作为郑庄公的兄弟，如遵纪守法，则终身安富尊荣，谁奈其何！但他利欲熏心，一步步走上了谋反之路，身败名裂，流落异乡。这真应了《尚书》中的那句话：“天作孽，犹可违（躲避）；自作孽，不可活。”
　多行不义必自毙，适用于任何人，即使至高无上的君王，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夏桀（夏朝末代君王）多行不义，百姓怨声载道，他竟丧心病狂地说：“我就像天上的太阳，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而百姓们指着天上的太阳诅咒：“你什么时候坠落啊，我们愿和你一起灭亡！”商汤（商朝开国君王）代表人民的意志讨伐夏桀，把他流放到了南巢（在今安徽省巢湖市）。

　纣王（商朝末代君王）多行不义，周武王杀了他。齐宣王曾问　孟子：“武王伐纣，臣弑（shì，臣杀君）其君，可以吗？”孟子道：“我只听过武王杀掉了一个叫纣的独夫民贼，可没听过他弒君啊！”孟子这番回答真是荡气回肠：当君王多行不义时，人民就不承认他是君王，他身上的一切尊荣都被自己剥落得荡然无存，人民就要打倒他，消灭他。
《资治通鉴》对“多行不义必自毙”有深刻阐述。
　西汉时，河南太守严延年酷烈，吏民战栗不敢言。冬月，他集各县囚犯于府，名曰“论罪”，实则不论轻重集体屠杀，流血数里，河南百姓称他为“屠伯”。严延年母亲从家乡至洛阳，正逢他杀人，大惊，斥责道：“你身为郡守，不闻仁义教化，只顾酷刑杀人，岂得为民父母哉！”严延年接母回府，不多日，母悲泣道：“天道神明，杀人偿命，我不忍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回去扫除墓地，准备给你收尸！”遂乘车而回。岁余，严延年被腰斩弃市，严母闻知，不哭。天下母亲哪个不爱儿子？当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儿子该死的时候，就是天怒人怨的时候。
　武则天为镇压反对派，重用酷吏27人，几乎杀尽李唐宗室大臣，株连无辜不计其数，但巩固政权后就将酷吏或杀或流放安抚人心。这些事情时隔数十年又被重提。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三月，御史大夫程行湛上奏：“酷吏来俊臣等23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司法管制）；傅游艺等4人差轻，子孙不准在京城千里之近做官。”玄宗准奏。这就是酷吏们多行不义的下场，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还要殃及子孙，罪孽难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