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算”洛阳令 
    京城难治，王涣一上任就面临前任县令遗留下来的一大堆案子。他知难而上，秉公执法，宽严有度且大胆细心，很快将历年积案处理完毕。提起“神算”，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起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神机妙算，令人惊叹。然而，早于诸葛亮的王涣在洛阳令任上，就因破案有方而被人们称为“神算”。据东汉《东观汉记》记载，王涣任洛阳令时，有盗贼刚刚得手，就被人发现，盗贼无法逃脱，有的藏在路边的沟渠内，有的伏于瓮下。王涣得到消息后，就带人去搜捕。他根据失主的描述，经过分析，断定盗贼没有走远。之后，王涣命令属下带人认真搜查盗贼可能的藏身之处，将这伙盗贼一一拿下。盗贼们心服口服，视王涣为“神明”。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洛阳城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汉和帝驾崩，其二是洛阳令王涣病逝。一个皇帝之死与一个县令之死，对国家和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汉和帝刘肇是东汉的第四位皇帝，亲政之后，他每天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刘肇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并多次下诏纳贤，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还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guān）寡、矜孤弱、薄赋敛。刘肇亲政后，东汉国力大增，时人称为“永元之隆”。王涣遇到刘肇，可谓贤臣遇明主。正是汉和帝的大力提拔，使得王涣从广汉郡一步步走近东汉京都洛阳，成为京都的“父母官”，最终在洛阳获得身后的崇高赞誉。
    朝野共祭
    王涣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洛阳百姓非常哀痛，自发凑钱摆了数十张祭桌，祭奠这位好县令，并在洛阳的安阳亭西侧为王涣修建祠堂。王涣归葬四川，中途经过弘农郡（今河南西部、陕西东部）一带时，当地百姓在路边摆起桌子，放上祭品，祭奠这位贤臣。当地地方官非常不解，便问他们为何要祭奠一位洛阳令，百姓回答：“这是为了报答王涣县令的恩德呀！”过去他们经常到洛阳购买大米等商品，一旦遇上洛阳官吏检查，一半的大米都被白白拿走。自从王涣当了洛阳令，他们再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前来祭奠王涣，以报答他的恩德。王涣的政绩也得到朝廷的盛赞。一直到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邓太后执政后，还下诏称赞王涣：“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逝，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
    所谓“羔羊之义”，是人格化了的羊的优秀道德品质。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认为，羊有角不触人，杀之而不悲啼，跪享母乳，知仁、知义、知礼，集各种美德于一身，是仁人君子学习的榜样。邓太后以此来赞扬王涣的仁义之心。 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四月，崇尚黄老无为思想的汉桓帝下诏拆毁全国的名人祠堂，但是在诏书中明令两处祠堂要保留：一个是汉武帝时的太傅卓茂在密县（今新密市）的祠堂，另一个就是王涣在洛阳的祠堂，足见王涣的影响力之大。
    贤哉“我县王君” 
    在东汉乐府诗歌中，有一首歌颂王涣政绩的诗《雁门太守行》，全文如下：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以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从诗的内容可知，该诗作于汉和帝驾崩之后，由洛阳文人创作。“我县王君”四字，说明当时的洛阳百姓已把王涣看成洛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