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箴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对为政者的劝诫与警示，官箴文化阐述为官之道，讲明为官者的道德操守和从政要求，承载着传统的政治文明，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可以资政的启迪。北宋时期的官箴文化，同样是一份值得批判继承的遗产。

        太宗御书《戒石铭》

        北宋立国后，宋太祖吸取五代政权横征暴敛、腐化堕落的教训，崇尚俭约，以身作则，同时严惩贪官污吏，“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宋史》），“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 赵翼《廿二史札记》），即便遇到朝廷大赦，“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宋史》）。由此，五代时期贪吏恣横、民不聊生的状况得到扭转，宋初政风为之一新。

        继任者太宗，一方面承太祖所定严惩之制，严厉肃贪，“诸职官以赃致罪者，虽会赦不得叙，永为定制”（《宋史》），另一方面注重对官僚的诫勉教育。鉴于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在位后期不思国政、奢侈无度、政治腐败的教训，太宗亲笔御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16字官箴《戒石铭》，并颁示天下。

        仿佛是历史的嘲弄，《戒石铭》的内容正是出自孟昶之手。广政四年（941年），为保国家长治久安，孟昶鉴于前蜀亡国之君王衍奢靡荒政、最终导致覆国的教训，亲撰一篇96字的《颁令箴》，并诏颁郡国。全文是：“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可谓用心良苦。

        太宗对此文删繁就简，从《颁令箴》中摘取16字，使得官箴之主旨更为突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戒石铭》颁示州县，并敕令刻石，立于衙署堂前。此后，北宋哲宗、南宋高宗年间，《戒石铭》均赐颁各州郡县。两宋以后，《戒石铭》更是遍布全国，广为流传，成为一则著名的官场箴规，影响深远。

        梅挚愤作《五瘴说》

        梅挚（994年～1059年），字公仪，成都新繁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曾在京师任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龙谏议大夫、开封府判官及多地地方官。他“性淳静，不为矫厉之行，政绩如其为人”（《宋史·梅挚传》）。为官30多年，他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敢于直言上疏，深得仁宗赞许。

        景元年（1034年），梅挚任昭州（今广西平乐）知州。针对当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现状，他以瘴气为喻，写下了著名的《五瘴说》，并将此文刻石勒碑，昭于世人：“予谓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敛，剥下以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晨昏荒宴，废弛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过，止归咎于土瘴，得不谬欤？”

        在梅挚看来，瘴气固然可怕，但官府在租赋、刑狱、饮食、货财、帷薄领域中的“五瘴”更为可怕，沾染其中一种，便会引起民怨神怒，所以，真正为官者应当“避之犹未能”。相反，如果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而“不自知五瘴之过”，实属荒谬之极！短短100多字，历数赋税、司法、经济、生活领域之腐败，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失为一篇官箴之言。

        梅挚主政昭州，与当地百姓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后人在平乐建有“梅公亭”一座，以表达对他的崇敬与怀念。梅挚的故乡新繁建有“三贤堂”（“三贤”指唐李德裕及北宋王益、梅挚）。郭沫若曾为《五瘴说》吟七律一首，起句诗曰：“榕树楼头四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

        陈襄《州县提纲》论廉公

        北宋时期，诞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州县理政专著，这就是陈襄的《州县提纲》。

        陈襄（1017年～1080年），字述古，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北宋理学家。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仁宗、神宗名臣。在京师先后任秘书省著作郎、秘书丞、开封府推官、枢密院直学士等职，元丰三年（1080年）卒于开封。

        陈襄为官公正廉明、识人善荐，所著《州县提纲》四卷，“于防奸嫠弊之道，抉摘最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首卷中他开宗明义，阐明了“洁己、平心、专勤、奉职循理、节用养廉、勿求虚誉、防吏弄权、同僚贵知、防闲子弟、宴会宜简、事无积滞”等一系列为官要求。

        陈襄提出“居官不言廉”“为官者当以廉为先”的主张，因为“廉，盖居官者分内事”。为此，他告诫为官者：“明有三尺，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他认为，“事唯公平可以服人心”“唯平心定气，因是非而论曲直，则事不失之偏，而人心得其平矣”。为官“当专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经意，如声色饮燕不急之务，宜一切屏去”。因为“人之精力有限，溺于声色燕饮，则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必倦，虽欲勤于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废弛”。

        陈襄认为，为官要“节用养廉”，若平时“用度不节”“一旦窘之，必不能堪，窥穷之心由是而起，猾吏弥缝其意，又从而饵之。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所以，“欲养廉，莫若量其所入，节其所用，虽粗衣粝食，节澹度日，然俯仰亡愧，居之而安，履之而顺”。对于名誉，他告诫：“有实必有名。虚誉暴集，则毁言随至矣。”对于子弟，他提醒：“子弟不能皆贤，或为吏辈诱以小利，至累及终身。”对于宴请，他痛陈：“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欢笑，于心宁无愧？”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州县提纲》的现实意义可谓大矣。

        李元弼《作邑自箴》说规矩

        李元弼（生卒、籍贯不详），字持国，神宗年间任汝阳(今河南汝南)主簿，哲宗年间任余杭（今浙江余杭）知县，为官颇有政绩。所著《作邑自箴》10卷，成书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据该书“序”所述，作者记录“乡老先生论为政之要”“著成规矩，述以劝戒。又几百有余事，厘为十卷。目之曰《作邑自箴》。置之几案，可以矜式”。可见作者为官之认真、谨慎，该书也当为一部颇耗作者心力之作。

       《作邑自箴》详述了正己、治家、处事、各种县级政务办理的规矩、公文处理、地方教化以及旅途中的衣食住行注意事项，涉及与县政治理有关的刑狱、赋税、户口、土地等多方面内容，也记载了当时县令的官箴思想，可谓一部宋代县政的业务指导书。

        在本书第一卷中，作者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出发，提出“凡欲治人，先须正己”的主张，要求为政者“临事当无心”，因为“无心则公，有心则偏”。无疑，这里的“心”实为私心、私情、私欲是也。为此，作者在书中一口气列举出12条“为政之要”：“为政之要，当须远嫌疑，罢张设，广闻见，杜谗佞，审情伪，察弊病，示信令，省追呼，戢人吏，抑豪强，拯孤危，奖孝友。”在正己修身和处理公务的具体要求上，作者提出“谦、和、廉、谨、勤”的五字要求，要视“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乘酒方怒，皆不宜书断，并决栲罪人”“筵会戒深夜”“时新馈献之物，虽曰厚答之，亦不可受”“公人带酒容最为不佳，宜严戒之”等，不一而足。

        作者富有地方从政经验，所提官箴十分务实，虽为私著，但不失为一部教育、指导县太爷们好好工作的教科书。

        吕本中《官箴》言“三事”

        吕本中(1084年～1145年)，字居仁，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理学家。徽宗年间曾任枢密院编修，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迁方员外郎，南宋高宗年间任中书舍人。他不畏强权，敢于直言，晚年深居讲学，称之为“东莱先生”。其作《官箴》，“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官箴》开篇就提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而为政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其结果必然是“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所以，他提醒说：为官“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文中还引用东汉末年司马微《坐忘论》中的话：“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并指出“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

        接下来，吕本中详述为官之道：“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当官者，难事勿辞”“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当官大要，直不犯祸，和不害义”“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等。

        “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康熙帝曾御书这三字并下发各州县，刻于匾额，高悬大堂，以诫官吏恪尽职守。学者赵翼在其《陔于丛考》中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也这样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