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辉县市城关镇冯庄村的一条巷子里，一座朴素民居门前挂满了“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新乡市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牌匾。推门而入，炸开花的炮弹、卷刃的大刀、刻着日文的毒气弹、防毒面具……2万余件抗战实物静静陈列，这座承载着耿家三代军人的赤子情怀的耿凤泉抗战实物展览馆，用80年的坚守，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过来。

展出抗战实物2万余件

每一件都是历史的见证

     “我们辉县的山上，至今仍遗留着许多抗战时期的痕迹。”走进展馆里，院子中央的木桌上，是一块布满弹孔的木板——耿风泉把从山上挖来的炮弹碎片粘在上面，拼成“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每一块弹片，都是太行山上永不磨灭的记忆。

     桌子上还摆着几件能上手触摸的“镇馆之宝”：辉县老兵捐赠的大刀，刀头断了、刃卷了，曾在战场上劈砍杀敌；伤痕累累的冲锋号，嘹亮声响曾引领战士冲锋；炸“咧嘴”的炮弹残骸旁，放着老百姓用日军钢盔做的粪勺。

     在旁边的展柜中，中日武器装备的对比陈列格外引人注目。八路军粗布缝制的子弹带、简易焊接的军用水壶，对面是日军做工精良的皮质弹药盒、一体成型的水壶，还有比我军投射器粗得多的炮弹。

     “现在很多孩子看抗战‘神剧’，以为八路军一个手榴弹能炸一大片敌人，不相信我们牺牲那么大。”耿风泉拎起带密密麻麻弹孔的日军风衣，向顶端新闻记者介绍，消灭一个敌人往往要打很多次，这些实物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他收集这些“老物件”的初衷。

     这座展览馆本是耿家住宅，如今珍藏着耿风泉和父亲耿兰田踏遍太行山区搜集而来的抗战实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党建、研学场所。

     来这里的参观者，既有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干部，也有聆听故事的青少年，甚至有海峡对岸的老兵带着子孙寻根。“以前在课本里学历史，今天在这儿摸到了历史的温度。”前来参观的学生说。

     从耿兰田收集第一件实物，到如今展馆接待100余万人次，这座小院早已不是普通的家庭展馆，而是太行山下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堡垒。在这里，每一件实物都是历史的证人，每一次讲解都是红色的传承。

     “我们很多烈士，他们生前有的连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我展示他们生前这些物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勋章。”耿风泉坚定地说。

薪火相传
三代人的接力棒

     “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经常围着父亲，去摸他脖子上、身上那些包裹着弹药碎片的肉块，听父亲讲述自己是如何从日本兵手里逃脱，参军抗战的传奇往事。”耿风泉说。

     “每当父亲讲到战友牺牲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落泪。当时我们还小，不懂，只觉得父亲哭了有些好笑。”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以及后来自己也参军入伍，耿风泉才逐渐理解了父亲内心的悲痛。

     1924年出生的耿兰田，是一名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回乡后，恰逢村里排演“战争戏”，当过兵、上过战场的他成了剧组顾问。

     “戏里的道具枪不像枪、地雷不像地雷，咋能让娃们知道当年抗战有多苦？”从那天起，耿兰田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抗战实物、整理抗战故事，他开始拄着拐杖走村串户，向老战友、老乡收集散落的抗战实物。

     如今展览馆中的许多藏品都源于那时：超长火铳来自战友赵利津，独撅子手枪是郭兴将军所赠，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与传单由李毅之交予……每一件实物背后，都连着一位战友、一段往事。

     “我父亲生前反复叮嘱，说这些东西比命更金贵，别让后代忘了好日子咋来的。”耿风泉说，这份嘱托，成了他一生的使命。

    受父亲影响，耿风泉参军，退役后致力于抗战实物的收藏与整理。他节衣缩食，自筹资金300余万元，踏遍太行山革命老区的村村寨寨，从3000多处乡村、农家、旧址收集抗战时期的照片、报纸、信件、勋章、军械等实物，展览馆常年免费向社会开放。

    不仅如此，他还走进大中小学校园，开展国防教育大讲堂、国家安全教育大讲堂、微党课等宣讲活动，累计千余场。

    如今，耿家的“红色接力”还在继续，妻子秦瑞霞放下服装店，成了展馆管理员，登记、接待；大儿子耿文雷攒钱支持父亲买文物；二儿子耿文伟，2013年大学毕业后参军中央警卫团，还参加了抗战胜利70周年盛大阅兵；女儿耿文斐是小学老师，把实物故事画成漫画，展馆周边的红色文化墙成了网红打卡点。

踏遍太行山
一直走在路上的“红色拾荒人”、

      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耿风泉背着帆布包，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进了太行山，这一走，就是30多年。

     收集之路的艰辛，藏在数不清的细节里。1992年冬天，听说王莽岭深处有位老猎户藏着一把八路军马刀，耿风泉揣着5个馒头上山。大雪封路，他深一脚浅一脚走了8个多小时，到了才发现马刀已被当作劈柴刀用了十几年，木柄被磨穿。猎户舍不得给，他就帮着挑水、劈柴，住了5天，直到猎户红着眼把刀塞给他：“这刀在你手里，比在我这儿值。”

     为了实物，他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有次在旧货市场看中刻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日军铜烟盒，钱不够急得转圈，妻子秦瑞霞二话不说把服装店准备进服装的2000元塞给他。那些年，秦瑞霞的服装店只进便宜款式，孩子们的校服洗得发白，全家理发靠10元钱的机械推子，但她从没想过让耿风泉放弃。

     最险的一次，他在悬崖边的山洞里发现刻有侵华日军标识的炮弹空箱，爬出时脚下打滑，抱着箱子翻滚了十几米远。他胳膊擦破、膝盖流血，却死死护着箱子：“这是侵华罪证，不能丢。”

     30多年来，耿风泉的行程超过15万公里，丢了10多辆自行车，千件藏品变成了2万余件，每一件背后，都是一段浸着汗水的故事。

     “活着就是幸福。很多战友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我要把他们身边的物品收集起来，这些，就是他们的勋章。”耿风泉说。

     而面对高价收购，他却从不动心。2005年，一名侵华日军后代辗转找到他，掏出10万元想买一面日军军旗，他说：“这是侵略证据，给多少钱都不卖。”

     山西商人出价5万元买日军暴行相册，文物贩子蹲在门口想收八路军望远镜，他都一一拒绝。

     可当92岁的八路军老战士董章林寻找丢失的二等功勋章时，他翻遍收藏，送去臂章、纪念章和战地照片。他还先后给卢沟桥博物馆、河南省军史馆捐出62件实物，“东西藏家里是我的，摆在博物馆里是大家的，能让更多人看见才不辜负这些‘老伙计’。”耿风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