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书店街是条古街，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清乾隆年间，正式定名为书店街，一直是书肆及经营文房四宝的商号集中地。

    2012年3月，记者数度踏访书店街。无论夜与昼，这条街，都有味道。

    昼，来到北书店街街口，先看见一道气派的牌坊，给古街涂抹浓浓一笔。站牌坊下朝南望，240多家各类店铺错落有致，朱红雕花木门绵延，格窗、灯笼点缀其间。店铺前耸立的望杆，飘扬的幡帜、招帘和望子，点染得街景活泼飞扬。

    夜，灯光的装点，书店街多了几分繁华、几分神秘。

    书店街店铺建筑青砖白缝、小瓦盖顶、飞檐挑角、坡顶花脊，店铺牌匾笔致老到，老店铺墙壁上是精美绘画，精细木雕。阁楼上各式走马灯、宫灯灯光摇曳，古街之韵如同好酒好茶，细品慢饮，才慢慢体味出味道来。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书店街曾是开封老城区唯一未大拆大建的老街。

    基于发展旅游的需要，1986年、2004年和2011年，书店街进行了三次小改造。1986年的改造，以“保持街道尺度与建筑原貌、退住为商”为原则，按清末民初建筑形式修复，间隔保留一些民国初期建筑。南书店街入口西南角饺子馆，采用清末建筑，灰瓦顶、木格栅装修。北书店街入口改造为对称的两层转角楼，饰以龙凤雕花。书店街上小胡同口增设了垂花门，增加了街道的连续性。这次改造，奠定了目前的基本风貌。后两次改造，细节上更精益求精。

    2011年11月23日，书店街第三次改造结束，举行了隆重的开街仪式。开封市相关部门将书店街定位成“以大宋文化、古都历史和人文底蕴为主体背景，以书籍文化、书画文化、书房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品游、休闲、赏购、展示为基本功能，将文化历史保护和旅游景区建设相结合的高标准高水平的特色历史文化名街”。这应该是很重的期许了。

    站在这条街上，我经常浮现出的念头是：远至宋，近至清，书店街是何模样？那时的文化是何种风貌？

    北宋造就高头街书业繁盛

    北宋时，书店街叫高头街，与皇宫毗邻，主营书籍、字画、古玩、中药等。明代，书店街被称为大店街，店铺云集。清乾隆时，以经营书籍、文房四宝闻名，正式被命名为书店街。

    开封市作协主席、宣传部副部长高树田说：“宋代高头街具体记载很少。元明清街道沿革，文字资料也难找。要详细梳理这条街的历史，不容易。”

    关于北宋高头街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只三言两语。但北宋留存下大量笔记，足可证“河南开封，北宋是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也是书肆书摊集中之地。”藏书家、书评书话家徐雁道。

    我国古代刻书发行一体化，刻书者本身是发行者，哪儿有刻书哪儿就有图书市场。刻书业兴盛，必然导致开封图书贸易兴盛。

    宋代刻书最盛，被称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刻书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类型。

    官刻指各级政府主持下的刻书活动，中央级刻书多以国子监为名。官刻不计成本，雕版质量很高，雕版、纸张、装帧一流。私刻指私人出资校刻书籍，多数刻书人学识渊博，校刻精良，刻本品质较高。坊刻指书坊刻书，是生产销售的商业性图书。前两种品质自不必说，即便是坊刻本，因为北宋高度的文明程度，品质也为后世称道。

    当时的开封，是坊本书贩卖重镇，书铺大都集中在相国寺大殿前。清人李于潢有诗道：“鬻书多在殿门前，板照杭州着意镌。文秀采豪潘谷墨，姚家五色砑光笺。”

    大相国寺是北宋开封的“CBD”，《东京梦华录》记载：“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书市很火。另外“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

    北宋刻书发达，但政府曾“屡颁禁令”，进行图书审查。

    这是因为，北宋一直外患深重，政府屡次图书审查，重点是“关系国家安危的边防、兵机文字”。每次审查，开封都“榜上有名”。一是开封在北方离外族政权较近，二是开封民间刻书发达。屡颁的禁令和札子，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开封民间雕版的繁荣。

    因为刻书业的繁荣，开封还刊印年画等实用图画书契。《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朱仙镇木版年画滥觞于开封，这是开封刻书业兴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可惜的是，金兵破汴时，不但国子监书版（官刻）被劫，连开封府书籍铺也未幸免，所以迄今未发现真正的开封坊刻本、家刻本。

    北宋开封这种市情，给高头街书业繁盛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从相国寺内外书市的繁荣，也可以想象高头街书市的繁荣。

    “六次大考”带来清代书店街繁荣

    清乾隆年间，大店街因书铺集中，更名为书店街。记者在“前言”里讲到海内外有很多类似书店街的街区，但真正以书店街命名的，只有两个地方，一处是开封书店街，另一处是东京神田书店街，开封书店街比东京神田书店街早100多年，“是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街。”高树田说。

    真正让书店街扬名全国，是在清光绪年间。

    1901年10月14日，慈禧、光绪在开封行宫谕：“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1903年）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有清一代，第一次将顺天乡试、会试搬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开封。

    除了“国考”，还有“省考”，这导致开封在短短二十个月里，要先后举行六次重大科举考试（两次顺天乡试、两次河南乡试、两次全国会试），这对清代开封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大退休教授范沛潍告诉记者：“两次会试、四次乡试及开封府、祥符县县试、府试、院试，集中在约六百天内举行，开封人口剧增。一个中等城市，前后约有六万人次前来消费，他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给开封萎靡、萧条的城市经济注入活力，百业顿时兴旺。”

    在科考的指挥棒下，“考试经济”应运而生，这里只讲书店街上的图书、文化用品生意。

    1902年的壬寅科乡试和1903年的癸卯科会试，进行了试题改革。第一场试题是中国政治史论五篇，第二场试题是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第三场试题是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德宗实录》记载：“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士子以往所学内容，只能应付第三场，其余的都需自学补课，急需教材教辅。商家在最短时间内，出版了无数应景书籍。为获更大利润，商家将教材教辅以“丛书”形式出版，如点石斋“五大洲政艺全书”、慎记书店“西政丛书”、鸿文书局“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等，都成了畅销书。

    六次大考，尤其是两次“国考”，有几万士子云集开封，他们是“教材教辅”读者，商家纷纷抢先由京、沪等地贩书到开封。大公报记载：“汴中风气尚未大开，书坊时务各书多不全备，自上海贩运新书者，无不利市三倍。”

    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运来200余种新学书，在开封设店经销。这批书量很大，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范沛潍还常在开封旧书摊上见到。

    不久，商务印书馆、百城书馆、龙文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都来到开封，绝大多数都设址书店街，商家挣了钱，也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在开封的传播。

    清代科考试卷的供应，一向由商家经办，癸卯科会试试卷由京都懿文斋经办，为保证不出差错，“懿文斋主人牛姓、张姓先派人在书店街开设支店，以便在彼支应一切。按河南省城内向无京城南纸店（文化用品店）的分庄，自去夏始有秀文斋，今年又有懿文斋，皆借闱考试使之然也。”大公报记载。

    继秀文斋、懿文斋后，各种新式文具店，如振华阁文具店、德玉祥书签铺、钢笔大王义聚奎、鲍乾元笔墨庄等先后出现在书店街。

    “高考经济”促进了开封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云南来汴举子、解元张景中和同乡马太元商议刻同年齿录事（同学录），一个月这本“同学录”就在开封完成了。这在客观上反映出清末开封出版印刷业的兴盛。

    六次大考，五六万人次，二十个月内进出开封，对开封思想文化业是巨大冲击。以报纸为例，开封正式有报纸是从《河南官报》开始的，这份报创办于1904年，办报宗旨为“宣上德、通下情、广见闻、开风气为要”。1906年，《河南白话报》出版，“专以浅近易晓，供演说之资料，激发民智为宗旨”。同年《开封简报》出版。

    此后至1911年前，先后有《舆舍学报》、《河南教育官报》、《开封日报》、《中州日报》等报纸出版，沉闷封闭的开封，“死水起了微澜”，而这“微澜”，终究会变成“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