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一词，起源甚早。专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周礼》这部书说，古代有五类史官，其中的“外史”职责是“掌四方之志”。在《周礼·地官》中说得则更加明确:“涌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可能是我国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方志”一词。

        方志，又称地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专门记述天下四方之事的志书。我国较早的儒家经典《周礼》即出现“方志”一词，而作为志书的方志更是渊源有自。《尚书》就记载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方域、山川、土质、物产、贡赋，可以认为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全国性的方志。方志分为两类：一为全国性的总志，即记载全国各地的疆域、风俗、物产、城镇、人物、名胜、古迹和艺文等，如《大元一统志》；二是地方志，即记载一地(省、府、州、县、镇、寺)等的有关上述名目的书，如《山东通志》等。东汉以后见之于著录的多称为“记”“图经”等名目，宋代以后，“志”渐渐取代了“记”“图经”等名称。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为中国最发达，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据查证，目前全国现存的总志、方志有8000种左右，这在世界各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国编纂方志的历史悠久，历代方志万余种。

        宋接盛唐、承传开拓、勇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高峰阶段。在宋代文化这条大河之中，宋代史志独树一帜、绚丽多彩，对后世影响颇深。宋代方志的繁盛，亦是当时史学范围扩张的重要体现。

        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城，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既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是史志编纂出版中心所在。据考证，北宋王朝的编史修志机构大都设置于东京，主要有编修国史的国史院、实录院，记载朝廷重大政务、军机事务的时政记房，记载朝廷典章制度的会要所，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所，记载皇室族谱及政事的玉牒所等。 

        开封市宋文化研究者郭书学介绍，北宋时期，开封负责刻印书籍的机构很多，国子监就有专门的刻印机构，刻印书籍的作坊也很普遍，每个作坊都有自己的书写、刻版、印刷工匠，不仅从事专业性的商业出版，同时也兼营各类书籍。北宋的开封府是天下第一首府，其与所辖的30余县均设有地方志机构，负责本辖区的地方志编修，历经160多年，其编修的地方志书为数不少，有《开封府图经》《畿内诸县图经》等。由私家学者编修的志书，虽然体例不尽相同，但内容十分丰富，成为官修史书方志的必要补充。这其中，对今天研究开封最有价值的方志书籍，首推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生活在北宋末年，北宋灭亡东京陷落后随宋室流落江南。他依据自己当年的记忆写就《东京梦华录》一书。书中内容分10卷，涉及都城、宫廷、河道、衙门、饮食、街巷、市场、民俗、夜市等，详尽描述了东京开封的城市风貌和人民生活，对我们今天研究北宋时期的开封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两宋王朝统治的300余年间，官方和民间编修了大量的史书和地方志，集历代史志之大成，详尽记述了宋代及其以前各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和传媒工具，史志书籍成为恢弘的大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宋代的史学家们在继承历代史志编修形式的同时，还创立了诸多新的史体，并进行了艰苦的编修创作。正是他们的艰辛努力，才使得宋代史学长篇巨著之多、史学成就之大，包括各种地理志的编修以及 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宋代地方志最初沿袭唐代，多是记述地理方面的内容，因而又称地志或地理书。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地方志的内容体例逐步完善，成为记述一定区域内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百科全书，亦即“一方之总览”。

        宋代史学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领域进一步扩大，其表现在史书体裁的增多。在宋代，传统的纪传、编年等史书体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编年体，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得到长足发展。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内容起自战国，迄于五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材详备、考订精确，是经过改进了的编年史体，称“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独出心裁，将《资治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述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吸收纪传、编年两体之长的新史体——纪事本末体。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和战乱不休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宋朝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找出了自唐朝以来政权频繁更迭的根源，在从政治军事上铲除分裂割据的条件之后，又确立了“以文治国”“重文抑武”“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尊师崇儒，重视人才的培养，认识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宋廷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充实教育教学内容，设置各级教育管理机构；创办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以及各级各类官办学校和私塾、书院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读书求学蔚然成风，全社会形成了崇尚文化的氛围，这就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摆脱了前代贵族门阀和军阀势力的羁绊，放宽取士的限制，扩大考试科目范围，为中小地主阶层甚至寒门子弟进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使宋代成为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人才最多的朝代；朝廷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广开言路，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政治局面，从而为文化学术的探讨和新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有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或由宰相兼任“提举”或“监修”，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也常常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前之汉唐与后之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其在位时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两千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钱若水的《宋太宗实录》亦有残本20卷传世。

        此外，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得到完善革新和推广应用，加之纸张生产工艺的改进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使大量的文字、绘图得以刻印出版，从而为文化的发展及史志书籍的编纂出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郭书学表示：“宋初宰相薛居正等根据五代各朝实录等，仿《三国志》的体例，编成《五代史》（即《旧五代史》）。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编成《新唐书》，内容较《旧唐书》增设了仪卫、选举、兵志等。欧阳修还不满薛居正的《五代史》，效法《南史》《北史》体例，将五代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重修了《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宋代编修的前代史还有多种，传世的有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的《九国志》，陆游的《南唐书》等。”

        宋朝编修的当代史，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编年记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的和战史事，每事取诸家之说，全录原文，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高宗一朝史事，考证精确、条理清晰；王称的《东都事略》，为纪传体北宋史，也保存了不少他书未曾记载的史料；佚名的《宋史全文》，记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理宗赵昀朝史事；佚名的《两朝纲目备要》记光宗、宁宗二朝之事；宋末元初佚名的《宋季三朝政要》，记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之事，虽都比较简略，仍为研究南宋史所必备。

        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在注重国家史书编纂的同时，对地方志编修同样给予了足够重视。就全国来讲，沿袭唐朝州郡三年一修“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朝在各地“图经”的基础上，多次汇编“图经”总集，编修全国的总志。

        大规模组织编修全国总志主要是在北宋，因为北宋是相对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在160多年里，朝廷组织编修的总志主要有《开宝诸道图经》《太平寰宇记》《祥符州县图经》《元丰九域志》等。现存宋代总志有乐史等编修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内容较前之“图经”增设了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类；王存等编修的《元丰九域志》10卷，分别记载了州县的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可供考核史实；欧阳编修的《舆地广记》38卷，多注重记载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所引文献资料，多为他书所未见；祝穆的《方舆胜览》，略于沿革建制，详于名胜、诗赋、序记。这些总志详细记述了全国性的史事及地理、经济概貌，内容丰富、资料价值很高，其体例对后世编撰《一统志》很有影响。